冯亦代
今年春节后,我的两位老友连续离世,先是蓝翎,继是冯亦代,得知消息后不胜悲痛。我因年老并患目疾而走动有困难,又自以为病人接应探望者有耗精神,因此虽知他们久病
我熟识亦代兄大约在1946年的上海,正值抗战结束后大批文化人自重庆东下之际,此时亦代兄在渝早已于业余之暇从事译著工作,他的不少译作以后我曾读过。那次相识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谈锋甚健,一口沪语,谈话中了解到他对当时时局的观点甚明,指望蒋家王朝早日垮台使人民得到休息。此后虽多次晤及,但总未深谈,真正的相互间交往与了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文革”后的北京。
“文革”那几年,彼此都在痛苦中熬煎,到“四害”消除,有一次与他见了面,各自诉说着难言的遭际,但好在彼此幸而都活着。又谈到他的一位诗人朋友的情况,在那种非人的年代中,此人竟投靠了江青,随之做着种种丑事的恶劣行径。我记得他最后说了,不论是当作家和诗人还是别的,首要的事是先要学会做人。
自此以后,同他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开放改革的推进,文艺界相当活跃,文艺的发展需要吸收养料,那时文艺工作中引进外来的文化新潮日渐增多,文学作品和理论方面现代主义的引入引起了文艺界和读者群广泛的注意,这本是极正常的事,现代主义的存在早已有了半个世纪以上,只因我们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结果一直弄得漠然无知。但是这引进使有些人大为反对,对现代主义文艺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文艺秉承的只是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强调着革命的现实主义,其他的流派都与此相悖,都在排斥之列。有一次我见到冯亦代,他对这种议论感到愤然,他说,难道卡夫卡、艾略特、川端康成等等诸家的作品都要排斥吗 难道这些不正也是人类优秀的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吗 难道以此作为一种借鉴也是错误的吗 我很同意他的说法,我觉得这种偏狭的议论徒然表现了持论者的何等无知,却还自信自己是如何的正确,恰如法国作家蒙田所说的“知之甚少,信之弥笃”那种人十分相似。冯亦代表示他且不管这些,他将用他的笔不断地介绍和翻译近几年来国外各文艺流派的新作,以为对这些僵化思想的回答。
自此后,他几乎在每期《读者》杂志上发表一篇有关近期欧美文学的文章,或作评说,或述及作品之大要。每一篇看来不长的文章,他必须先看原作后思索为文,所花的精力可以想见。这些文章使读者得以明白域外文学的动态及其变化,这种信息沟通,于读者与作家都是十分有益的。他的文章,多年中连续刊载不下百篇,似乎是,一直到他年老多病无力再写时才停止。
去年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我读到了黄宗英撰写的一文,涉及上世纪50年代的一段史实,有关当年罗稷南询问鲁迅如果还活着将会怎样的问题,那文章所写上述的史实确凿有据,且同时刊出有照片,证实了这段历史,这实在太重要了。我读后一直在脑际萦回数日不散,见到朋友们时也都表示赞赏不已。我想,亦代老兄对此事肯定是大力支持的,我仿佛见到这对伉俪尽管年事已高,却依然在人生道上大步地走着,怎不令人肃然而起敬呢。我于是又想起亦代兄先前说的要学会做人,看来这句话他时刻都没有忘记,他正向着做一个正直的人做去。
人总是要死的,对老人说来尤觉得平常。至于亡者倘能为后人留下一点温暖,一点闪光的照耀,使后人增长起生活下去的勇气,那便算是完成了做一个人的心愿,我想,亦代兄是怀着良好的做人的心愿告别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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