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工作者,近来在鉴赏实践中最令我心灵震颤并获得巨大审美力量的电视剧,恐怕要算《记忆的证明》。这是一部以长期尘封的真实的严酷的历史事实为创作源泉拍摄的电视剧。全剧描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中国战俘和劳工被日军强迫押往仓津岛修筑日军工程。一方面,日军把他们视为战利品和奴隶,斥之
首先,它成功地以审美方式在荧屏上呈现出一幅幅真实、严酷的历史画卷,雄辩地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付出了3500万人的生命代价的历史记忆永远是刻骨铭心的,无论是时光的流逝还是人为的抹煞,它都要顽强地从历史深处呈现出来,直击当代人的心灵,唤起良知,引发反思。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尊严、民族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当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根本的还是文化力。君不见非洲一些早就独立的国家,为什么至今仍贫穷落后、挨打受气 是因为根本上缺乏文化力;而德国、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当时已被战争耗尽,但因其民族的文化力,如今又成为了发达国家。这个事实,启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力。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也都证明 文化力的核心是民族精神、民族尊严和民族忧患意识。《记忆的证明》自觉坚持以人为本,用民族精神、民族尊严和民族忧患意识至高无上的当代先进文化来审视、表现历史,对现实激情叩问,对忘却有力撞击,以艺术锻造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力,堪称功不可没。
其次,题材是重要的,但题材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如此严肃的题材要拍摄得如此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必须要靠创作者掌握当代先进的历史观。《记忆的证明》证明,编导在唯物史观指引下,自觉吸引当代人类新鲜的思维成果,对“二战”的反思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一是自觉匡正了二元对立的是此非彼的单向思维,力求全面、辩证地把握历史和人物。周尚文是劳工大队长,肖汉生是副大队长,两人分属国民党和共产党。编导没有简单化地是此非彼,而是入情入理地描写他们视民族尊严为第一生命的共性,展示他们不同的斗争策略和彼此间的误会和冲突。肖看穿了日军阴谋,主张以血还血,组织暴动;周却对冈田存有幻想,主张靠忍耐等待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两人相互指责。但当他们获悉日军将于工程竣工后即杀死全部中国战俘和劳工的密电后,立即无条件团结抗日,以身报国。周抱重病嘱十九路军战俘全部听从肖的指挥,自己割腕自杀以挫败日军想用麻痹神经哄他口供的阴谋,并为暴动赢得时间;肖则奋不顾身,率众暴动,炸毁日军工程,并血战到底。肖的自强不息和周的厚德载物都被推向了极致,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性中的坚韧和博大跃然荧屏,感人至深。二是对侵略战争毁灭人性的揭露和对人性深度的艺术展示上,既不一味呈现血腥暴力的恐惧场面又不回避掩饰战争的严酷,既不把人性抽象化先天化又不一味赶人性扭曲变态的时髦潮流,而是在严酷的生存和斗争环境中去开掘人物身上人性的丰富内涵和发展变化。譬如曾在老家当过土匪的劳工中的“另类”刘家正。他身上确曾有过“匪气”,在劳工中耍横称霸,甚至想对被迫女扮男装的本是医院护士的劳工闪红石施暴。但严酷的斗争环境是人性的炼狱。因为他与日军也有血海深仇,当红石将他与鬼子并列痛斥后,他羞愧难当,自责“混蛋”,其人性得到了净化。最后,为了保守暴动机密,他遭日军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并夺刀刺杀4名鬼子,就义前还大喊“老子没亏本” 中华男儿血气方刚的人性深度,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次,与先进的历史观密切相连的,是先进的美学观。《记忆的证明》又证明 要使在先进的历史观引领下的深刻的思想发现在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创作者就必须要有美学精神的支撑。杨阳说得好 她之所以历时三载,锲而不舍地要拍好《记忆的证明》,除了艺术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感、使命感之外,便是她在美学追求上力求达到有力量、有美感的真实。如《记忆的证明》中的历史真实,是残酷的,但这种残酷的真实背后,是民族精神、民族尊严和民族忧患意识的强化和张扬,是侵略者反人性、反人道的丑恶嘴脸的大暴露,因而是有力量、生美感的。相反,某些在“造梦”、“写真”美学观点指引下的“娱乐片”、“搞笑片”里,往往展示出一种世俗生活碎片的近乎无聊的真实。这种无聊的真实,消解人的理想信念,伤害人的智力情商,降低人的人文涵养,败坏人的伦理道德修养,所以只能给人的视听感觉带来刺激感,而根本就不能产生真正的美感。
《记忆的证明》由中、日、韩三国演员联袂出演,显示出导演可贵的人类意识、世界眼光和博大胸怀。《记忆的证明》又证明 善于吸纳中外审美思维的新鲜成果,是艺术创作上不断勇攀高峰的必要条件。如今,电视剧凭借着现代化电子传媒的优势,以其覆盖面之广、受众之多,已经在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中起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当今的中国电视剧创作是否都像《记忆的证明》那样,自觉吸纳了当今中外审美思维的新鲜成果呢 由此可见,《记忆的证明》证明的经验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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