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王金发的讲课不仅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而且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然而在一次示范课后，王金发教授却听到这样的反映：“您的课好是好，但是无法学。”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一观点居然引发很多在场教师的强烈共鸣。记者的采访便从这里开始。
国家级名师遭遇“无法学”的尴尬
一条与高校《细胞生物学》课程有关的“旧闻”至今还在网上多个学术BBS上被人反复提起。那是2003年底，国家首届高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中山大学教授王金发被请到云南大学，为全国生物学教学与科研人才培养基地的教师主讲《细胞生物学》示范课。听完这堂课后的当天晚上，同样教《细胞生物学》的复旦大学副教授明凤竟然激动得彻夜难眠―――她没有想到，这门在一般高校被视为“概念原理满堂灌”，令学生深感枯燥乏味的课程竟然可以讲得如此形象生动、饶有趣味且深入人心。
就在这次示范课后，王金发的《细胞生物学》以及他身体力行的“研究性教学”理念在全国高校生物学界产生极大的名牌效应。王金发收到大量信件、电话和电子邮件，各地高校生物学领域的教师纷纷要求他就《细胞生物学》和“研究性教学”理念再办示范培训班。
王金发，1982年7月中山大学生物系遗传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89年至1993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洛杉矶希望城分子免疫学系从事癌基因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现任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主讲的《细胞生物学》不仅是中山大学的优秀课程,也曾被教育部批准为2002年度“国家理科基地名牌课程”,2003年又被评为中山大学的精品建设课程。因为教学成绩突出，王金发获得了很多荣誉：“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中大学子心目中的良师”以及“中山大学师德十佳标兵”等。2003年他又获国家首届高校教学名师奖。
2004年，王金发在不经意间成为高校生物学科的新闻人物，由他主讲的全国《细胞生物学》研讨班因受到热烈欢迎而不得不一办再办。然而就在一片真诚的感谢与赞扬声中，王金发也尴尬地听到教师抱怨：“王教授的课确实好，但我们无法学。”
持“不可学”论者确有难言之隐
说王金发的课“无法学”，莫非是因为王金发的教学方法太玄妙了，以至常人无法企及吗？
中山大学的教学专家这样评价王金发的教学方法：一是注意教风。他与学生制订《师生公约》，既严格管理学生，又将自己置于学生的监督之下；二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仅传授知识，而且坚持与学生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从而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三是教学与国际接轨。他购买40多种英文原版教科书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向本科生开放，自编近100万字的《细胞生物学》教材和多种教学辅助材料受到国内外同行和学生的好评；四是打破教师讲、学生听的封闭式课堂模式，实行“读书、思考、讨论”的开放式教学；五是注意取材举例的科学性、趣味性和启发性，善于把枯燥的学术概念与鲜活的日常现象相比照，以吸引学生兴趣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有学者评论指出，王金发教授的本科教学能够达到以上高度确实难能可贵，但怎么说也不应该用“高不可攀”和“无法学”来评价。
然而教师们说，凡熟悉高校教学的人都能认识到，要做到王教授的五点必须把全部精力扑到教学上。但是当前他们却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而不是教学上―――如果没有科研论文，他们不仅会被认为是业务水平不高，而且会因为比别人缺少“硬条件”而在职称评定时吃亏；如果职称耽误了，他们不仅在住房、工资等一系列环节上会受到影响，而且在竞聘上岗以及向其他单位流动的竞争中也会处于劣势。“相反，如果一位教师的科研搞得好，即使他的教学比较弱或承担的教学任务比较少，他不仅在职称评定时占有优势，甚至还有希望成为院士。”复旦大学一位教授这样说。
“由于各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一些教师在心理习惯上把科研看成自己的事，把教学看成是在学校要求下不得不做的事。”武汉大学一位教师这样说。据透露，在一些高校已出现备课不认真、讲课敷衍、不安排为学生答疑时间等现象；一些认真探索教学方法改进教学质量的教师没有得到应有尊重；一些高校的课堂教学质量近年出现下滑趋势。
中美两国教育界相似的“彻与悟”
“关于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在教学研究型大学已存在较长时间。由于科研在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大都希望强化科研实力以提升学校层次。但需要强调：任何一位大学教师都必须把做好教学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不管他正在从事什么样的科研。”在高校生物教学方面具有很高声望的清华大学教授王喜中这样说。
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介绍，我国高校目前所遭遇的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已经出现。1994年美国对125所研究型大学调查表明，其本科教育与西欧发达国家相比，存有较大差距，甚至不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是：一、长期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学校在职务提升或加薪时，均以教师发表科研论文的质与量作为惟一标准，忽视教学水平；二、知名教授极少给本科生上课。学生在4年大学生活中多由缺乏教学经验的研究生授课，知名教授只热衷于给研究生授课；三、教学与科研泾渭分明，互不贯通，学生难以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方向。
鉴于上述问题，1997年美国有关机构发表了题为《重塑本科教育》的报告。正是这个报告以及后续的改革使得近几年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本科教育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我国高等教育界对于自身出现的问题并非没有给予重视。教育部早在2001年8月就发出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这个“意见”甚至硬性规定：一、一般情况下，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原则上每学年至少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如无特殊原因，连续两年不服从学校安排讲授本科课程的，可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二、对于不主讲本科课程，或达不到本科教学基本工作量和质量要求的教师，不能聘任副教授或教授职务。对于教学效果较差、学生反映较大的教师，教务部门应根据有关规定暂停或取消其授课资格，并及时更换教师；三、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中，必须做到课前认真备课和准备教案，有条件的学校应通过网络等手段公布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学校教务部门要适时检查教师的教案和备课情况；教师要注重教学研究，重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并通过教改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业务水平。
既然从国家政策层面对高校教学是重视的，那么国家级教学名师王金发所遭遇的“无法学”尴尬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只重科研、不重教学的倾向在目前高校的管理制度中仍然根深蒂固，由于各高校缺少具体制度与措施，国家对高校教学的重视主要还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而不能深入。”许多教师都有这样的看法。
“高校一方面亟待建立和完善兼顾科研与教学的管理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提倡教师忠诚教学事业并甘于奉献，”曾长期主持教育部生物科学与生物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大学教授王喜中、复旦大学教授乔守怡等一致呼吁：“高校教师要用爱心和忠诚对待教学事业―――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以上呼吁与教育部一个长期的提法不谋而合。“抓好本科教学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关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教育质量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作为评价和衡量高等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这段话已经在我国多个教育文件中被反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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