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数以万计,而爱泼斯坦可谓“老资格”了 他年事较高,已有90高龄;他工作时间较长,从1951年起就在新中国工作,连同在旧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历史 1917―1944 ,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81年;作为国内外知名的记者和编辑,他可是地道的“中国通”;他加入了中国籍,并被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毛
爱老的见证方方面面,涉及旧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军阀的混战,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八年抗战中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在根据地的浴血奋战;涉及“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西藏的新生,“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他在“文革”期间长达5年的牢狱生涯,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巨大成就。其中穿插着他个人的传奇般的经历 出生于无国籍的犹太家庭,从欧洲漂泊到亚洲;作为新闻记者与战地记者的不平凡见闻;很早与宋庆龄共事;在香港逃出日本拘留营;在重庆受检查的记者生活;对延安的访问;对中共领导人的采访;在印度、英国、美国、波兰,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因此,阅读《见证中国》,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妙趣横生。在我看来,此书不同于其他有关中国记实作品的有三大特点
一是他的世界眼光。譬如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种熟为人知的说法 为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爱老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判 革命推翻了旧的秩序,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以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没有出现封建主义复辟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卫星国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也不是革命前的欠发达的资本主义了,所以也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复辟。爱老以世界眼光对“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说法的批判是很有说服力的。
二是他的客观公正。爱老对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绝不人云亦云。“文革”前,人们普遍以为,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是正确。新时期到来后,有些人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为这些批判全都搞错了。爱老从客观实际出发认为,影片《武训传》把为穷人筹资兴办义学而对富人和权贵奴颜婢膝的武训描绘成一位情操高尚、热衷于发展平民教育事业的先锋,不能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有其正确性,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对旧的学术垄断的批判”运动,不好。胡风“被扣上了为反革命分子寻求言论自由的帽子,这批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有的还被投入监狱”,极其错误。你可以不同意爱老对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但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力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新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即使是对待“文革”,爱老一方面彻底否定“文革”中的“极左”指导思想和犯罪行为,揭露和抨击“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但对“文革”期间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一批领导人、大批科研人员、和多数工人仍然进行艰苦的工作并取得一些成就,如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氢弹的爆炸等给予了热情的肯定。
三是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爱老之所以能够对许多历史事件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又和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分不开。爱老曾经四访西藏,他对西藏的基本看法是 今天,像过去世世代代一样,西藏是多民族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其他地区及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西藏群众在平定农奴主叛乱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爱老对改革开放衷心拥护,但对近年来社会生活中的负面现象,他也直言不讳地加以批评”。爱老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是来自西方的民主个人主义,而是源自马克思主义。他说 “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爱老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发表独立见解时是无所畏惧的。
《译者后记》中说得好 爱老的“视点高、胸怀宽。他对中国的热爱出自肺腑,但他对中国的热爱不只是由于对中国的认同而产生的‘一家人’的感情,而是同他的国际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的。”阅读过《见证中国》的读者,一定会同意译者的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