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的话题，学界看法很不一致，争议颇多。近来，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力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中有新的举措和新的办法，要求结合中国国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西方近现代实证
由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滞后，我国科技创新活力不足，重大科技创新潜能得不到释放，主要表现为：（1）缺乏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另辟蹊径的勇气，导致实际工作只能处于跟踪追赶的被动局面；（2）有人枉自菲薄，片面认为现代科学已经极度发达，后起国家和个人行为的探索，在科学上无法作出新的超越性的重大发现；（3）对于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瓶颈制约性重大技术难题，学界和管理层大多习惯于从没有太大风险的现有技术圈子里或西方文献中寻求出路，较少能提出超越性的新思路；（4）在学术导向上，科学创造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乱批伪科学和乱打棍子等不符法理、不合学术规则的行为，严重混淆了科学是非，挫伤了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也干扰了管理层的决策信心；（5）科技体制改革滞后，体制中的诸多弊端未能有效消除，创新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
重大科技创新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在公认的主流前沿领域，当关键难点被新的科学思维解锁时出现的飞跃；另一种是在逆向思维的探索中闪现出的孕育新理论、解决大难题的新亮点。前者风险较小，易被多数人理解和接受，也容易列入计划并得到经费支持；后者创意独特，但由于看似违反常理，判断比较困难，常为主流学者和管理层所不齿，甚至还会遭到打击和封杀。传统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这种盲从前者、无端排斥后者的做法，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解决这类问题，只能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入手。
首先，决策思维要转变。衡量科技发展水平，主要不是看科技项目量和论文的多少，而要看在解决重大理论和技术难题上的新思路和真本领。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在科技发展上，要想大事，办大事，尽快把中国的科技搞上去。中国应该多出让世人瞩目的科技成果。”怎样理解办科技大事，怎样实现国家重大科技目标，确实需要科技界认真思考。从国家科技决策层面看，如果不从全局和战略上对重大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有个透彻理解，不关注创新人才，不做好重大创新这篇大文章，而成天忙碌于大大小小的成千上万个具体项目，甚至以回避风险为由，随意丢失重大创新的科学机遇，那至少可以说是工作目标没有到位，责任没有到位。
其次，评审机制要改革。现有科技立项的专家评审制，主要是根据已知的理论知识，参照国外科技前沿水平，由少数专家闭门评审票决。这对常规课题来说，也许还算可行，但对那些超越了现有理论体系的重大自主创新，新发现的重大科学现象，以及能解决重大技术难题的新思想方法等，上述评审机制就不适用了，如果硬要套用，无异于削足适履。重大创新项目的立项决策，不是一件纯技术性程序性小事，必须采取调研、答辩、专利查询、实践检验和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反复验证，才能做到科学可靠，保护好开始处于弱势地位的创新火花。分析问题还必须分清两个不同的层面，不能混淆：对于学术成果的最终认定，必须经得起科学实践的历史检验；但在申请立项阶段，则需要考核的是项目依据是否可靠，价值高低，风险大小等，以确定其是否值得资助。对于确实具有超越意义和突破希望的重大创新，即使在专家圈内没有共识，或要担较大风险，仍然不能简单否定出局，至少应给以验证检验或实践探索的机会。
再次，管理体制要创新。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必须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一要抓大放小，国家层次只抓若干全国性的专项计划、专项工程、公益性科技任务和重大科技试点工程，大量科技任务连同部分科研经费，应当放给部门、地方或企业去进行；二要大幅度增加自然科学基金和大学科研经费，创建一批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参与国际科技竞争；三要尽快设立国家和民间的科技创新风险基金，以吸引更多人才投入重大创新；四要建立一笔独立的验证基金，对前景尚不明朗的创新项目，可先进行实验验证，或实施滚动式支持和推进；五要建立高效有序的科技决策指挥系统，强化科技运作力度和效能；六要改革科技奖惩制度，取消一般性奖项，增设科技创新大奖和科技伯乐奖，设立科技系统督察机构，对压制重大创新的行为、学术腐败、作假行骗等，依法进行查处。
另外，要呼唤科技伯乐。在科技领域，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因此，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叶公好龙不行，李逵也不行，武大郎更不行，它需要的是有强烈责任感和科学判断力的现代科技伯乐、伯乐团队和伯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