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破解“三农”难题。然而，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实践中，特别是中小城镇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地的合理补偿和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由此，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已成为我国政府部门、经济学界、法学界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和解决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
城市化要适度推进，不要急于求成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当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出现了进城农民种粮无地、上岗无位、就业无门这种“三无”现象，按道理，城市应当安排大量的就业，但是你的城市化没有达到这一步，没有岗位安排。二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脱节，有的地方有城无市。这两种现象，不符合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第二种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城市化就要适度推进，要符合客观规律，不是越快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适度推进城市化，就是该发展的要发展，没达到这个程度的不要急于求成。
国家发改委体改综合司司长范恒山：
解决问题的思路往往来自于实践
济南的城市综合开发模式，很有启迪意义。大家知道，现代化的难点就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城镇化。而城镇化的过程中，涉及到跟农民相关的有两大难点：第一，原来作为农用地的一些土地怎么有效开发 第二，怎么样把农民稳定地安置下来，使之在失地的情况下，也能够稳定地生活下去 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难点。济南的综合开发模式，在解决我们现有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实现了“多赢”。这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把土地开发同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了起来；二，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失业、失地又失保障的问题；三，解决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四，综合开发同有效推进城镇化的进程结合起来。通过这些结合，实现了一个多赢的格局，这值得我们搞理论研究、政策研究的同志给予高度重视。
解决问题的思路往往来自于实践。搞理论研究、政策研究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归纳、完善的作用，而真正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思路都来自于实践。特别是政府部门搞政策研究的，往往要瞻前顾后，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平衡，这一平衡，很多思路就可能出不来了。同时，正是因为这种平衡又要考虑到风险问题，所以在提出思路的时候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我们寄希望于实践给我们提出一些超前的，但可能带有一些问题的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充分尊重地方在城市化实践中的创新
济南市城市综合开发模式，是地方干部群众、企业共同创造的一种经验。它至少会令我们思考，在任何一种从传统农村制度向现代城市制度跃迁的过程中，到底什么利益集团是制度跃迁的主要推动力。长期以来，我们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够尊重地方的创造。城市郊区基本上还是农村制度框架。三联集团综合开发的实践显示，如果能向城市制度框架进步，必有其中的道理。
另外，尽管我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但真正水土条件比较匹配，既适合农业，也适合工业，也适合城市发展的土地只有10％。土地资源争夺非常激烈，越是少进入市场，交易价格就越高，还会加大开发成本。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样比较巧妙或者是合理一点的安排，能够使得综合制度收益最大化，而风险最小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应该从这些角度来考虑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制度，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大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合理补偿
从土地政策的角度，我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一是城市化过程当中，对失地农民怎么合理补偿，怎么妥善安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合理把握城市化的进度，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按照我的理解，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解决城市化过程当中乱占耕地的问题。再有，我们现在仍然是按照土地的农业用途对农民进行补偿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跟城市社会保障还没有接轨。这是一种非常低水平的保障，农民根本看不上这个保障。要知道，社保一个月三、四百块钱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有农民说，只要让我出租房屋，宁愿不要这个保障。
二是土地出让制度建设。土地作为一种要素，目前市场配置的比例还是太低。低价征农民的土地，高价出让，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我认为，将来土地的地价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很多重大的腐败案件跟土地出让有关系,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三是土地财产税问题。我在浙江调查了一个企业，是一个农业企业，地价是每亩四十万。政府说你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企业，我七万块钱给你，七万块钱四百亩地共2800万。企业拿到地以后重新评估，一亩地值六十万。目前中国的土地税都是在交易环节收。如果开发商保有土地，占着土地不开发就不用交税，从而很多开发商都会大量地囤积土地。所以，我建议，土地财产税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
城市化进程中利益分享的选择问题
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益分享的选择问题。整个城市化地产方面，我觉得现在有些误区。一个是城市超大型化，摊大饼，它不是若干的城市中心，而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中心，无限扩张，所以整个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不方便，成本越来越高。第二，现在大型商业设施盲目扩张，占用土地非常多。第三，外资占用土地过于便宜。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中为了“政绩”，土地往往是低价批给开发商，特别是给外资企业。很多地方以引进500强为荣耀，凡500强就可以低价甚至是零地价。第四，现在圈占土地很多是用于建高档住宅，而不是用于把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市民。第五，公益性的占地过多，比例过高。去年调查浙江、江苏几年土地征用后出让比例，公益性土地达到30％以上，有的年份达到48％。地方政府门口的广场、绿地建设，政府搬迁费用是靠土地置换出来的。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存在着大量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有制度的障碍，也是城市开发的误区。我觉得城市化的进程中，这几个误区导致利益分享出现了非常大的矛盾，真正的失地农民，可持续的生存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保障的体制是不行的，所以，建立利益分享机制特别重要。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
城市化战略推进当中应防止小农意识
在城市化实践中，要把几亿农民改造成现代化社会当中的主体，成为真正的市民，并不是靠空间的转移就能解决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还是“土”的问题。一些人对于许多首创的东西心生怀疑，不能给予旗帜鲜明的支持，在许多政策、方法、路径方面重重阻挠，一些方面原本可以迈出更大的步伐，但却受到很大的障碍。在城市化建设当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小农意识事实上已经影响到我们对城市化概念的深刻理解。城市化并不是完全靠空间堆出来的，并不是靠水泥、钢筋堆出一个城市就叫城市化。构建和谐社会，我认为，其本质应该是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对接。如果住在城里的人也都是农民，并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如果我们的农民住到城里以后，没有很好的就业出路，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反差和痛苦。正因为如此，对三联集团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思想理念，我觉得是有分析价值的。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
三联新开发模式提出的制度要求
三联这个新开发模式提出的制度要求最基本的有这么三点。第一是要承认农民的财产自主权，进而承认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参与权和发展权。农民被拒绝在城市化的过程之外，这公平吗？第二是制度要求，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土地市场。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源，应该通过市场来配置。这是我们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说所有的要素，所有的资源，今后都应该走入市场。第三是开发商的权利保障问题。现在对于这种情况的开发还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要实行这种综合开发模式就有一个怎样保障开发商利益的问题。
农用地在不转让所有权，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用地主体的身份发生某种形式变化，这不受法律禁止，法律也不禁止。村组织能够继续保留下来，只不过是加入到一个企业。集体社区这个主体还存在，没有消灭，就可以继续享有原来所有的财产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加入了以后只要继续耕种他的土地，集体土地还在，就应该没有障碍。
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党委书记黄小虎：
在一定阶段可以依托某一企业来实现发展目标
“综合开发模式”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城市的发展，要作规划，要按照规划进行投入，要进行实际操作，这里面就有一个模式选择的问题。我不大赞成将这一块儿地方交给一个企业，从头做到尾。我觉得这样对政府来说不一定是个好办法。但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依托某一个比较有实力的企业，让它来实现发展目标，我认为是可以的。
政府本身在土地问题上也需要继续探讨、摸索。比如说要不要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如果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这一条在法律上能够确定下来，三联模式可能就相应地变化了。可以和农民谈判，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企业到时候给其相应的利益，至于集体内部的利益，那由集体内部人自己去处理。（李继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