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统一战线的忠诚老战士、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出版事业创建者之一徐伯昕同志（1905―1984）百年诞辰，我们满怀崇敬之情纪念他。
徐伯老长期致力于革命的出版事业，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对出版事业的指示，是传播革命文化的出版家。1925年10月，他协助邹韬奋先生创办《生活》周刊，抗日战
抗战胜利以后，他又与郑振铎先生等创办《民主》周刊，团结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号召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迅速、广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揭露国统区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这一时期，《民主》和姊妹刊《周报》联合其他进步刊物如《新文化》、《时代》、《文萃》、《消息》等，形成了坚强的上海革命文化堡垒，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坚持斗争。上海解放前夜，徐伯老等老一辈民主人士迫于形势转移到香港后，积极筹建三联书店并任总经理，继续进行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徐伯老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的领导职务并任新华书店第一任总经理。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伯老是善于作民主党派工作的统战专家，是民进的卓越领导人。他积极参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立，成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担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1946年“六二三”事件前后，徐伯老积极参与策划，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斗争。1948年到香港以后，他与在港的民进成员继续从事爱国民主活动。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进入解放区，徐伯老具体领导了民进港九分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徐伯老连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六届常务委员，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门找他谈话，安排他从出版战线转到统一战线工作。从此以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全国政协和民进工作方面。
1979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不久，徐伯老在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副主席，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徐伯老紧跟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适时提出,民进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这在当时是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也显示了徐伯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磨练出的前瞻性、预见性与创造精神。1980年和1981年，在徐伯老主持下，民进连续进行了对国家教育和出版事业的献计献策活动，既把大家从文革中所受到的心灵创伤中解脱出来，调动了全体会员投入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又为当时亟待复兴的教育、出版两个重灾区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现在看来，这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当时在徐伯老的主持和倡议下，具有工作重心转移性质的举措还不仅限于此。像民进组织教育专家到西北讲学；民进中央创建流通图书馆；各地方组织积极办学和开办编辑出版培训班；自1981年起每年暑期组织各省的会员教师来京参观学习，请中央领导与他们座谈，了解教师们的困难和要求等等。这些活动对民主党派如何从“学习，改造”转到为四化服务中来是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同时也是我会智力支边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开端。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民进中央开各民主党派之先河，召开了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在会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徐伯老作为出版界老前辈和统战工作的老领导，常年身居高位，却始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会员和机关干部们眼中的谦谦长者。徐伯老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从不以领导人自居，凡由他主持的会议总是效率最高而与会者又心情舒畅。在民进中央机关保存的会史资料中，有徐伯老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那是在1983年，从事会史工作的同志在编写《民进会史（解放前部分）》时，遇到了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就此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徐伯老在病榻上仔细审阅并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作了批注，给民进组织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依据。
徐伯老非常重视人才，求贤若渴，叶圣陶等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和许多会内知名人士，都是在徐伯老的诚挚邀请下走进民进队伍中来的。对于民进的干部队伍建设，徐伯老有一句至今听来仍不禁为之动容的话：“我是民进的领导干部，如果我不能在民进培养出一批好的干部，这是我的耻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徐伯老就开始考虑民进领导班子的老化和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他坚持原则，择优录取，任人唯贤，不开后门，不安排亲友，即使在病重期间，仍在考虑调任一些同志充实民进的干部队伍，多吸收大学毕业生到民进机关工作。
病魔过早地夺去了徐伯老的生命，他的抱负和理想没来得及完全实现。现在，民进的后来人正在紧握接力棒，继续开拓他所献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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