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编剧，我和我的合作者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电视剧《张伯苓》的创作,完全是由于张伯苓这个人物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人生经历和丰富而复杂
作为一位中国近代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身上强烈地体现出了中华民族不甘沉沦、不甘外辱,立志救国、建国的宝贵精神，也有着“五四”前后投身于救国事业有志之士所共有的深刻的内省精神。同时他也有着那个时代人们所共有的困惑和缺憾。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在他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毫不夸张地说,张伯苓的人生就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在创作中,我们紧紧抓住张伯苓的情感主线索,就是他对灾难深重祖国的挚爱、对饱受列强屈辱的中华民族崛起强大这一远大目标矢志不移的追求。张伯苓赴东北以“中国不亡有我在”的讲演深深打动张学良;日本军队炸平南开学校之后,张伯苓对记者发表“物质的南开可以炸毁,但是精神的南开是永远炸不毁的”的演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张伯苓毅然将重庆南开中学无偿捐献给国家等多场戏中,我们都浓墨重彩地揭示了张伯苓深切的爱国情怀。
与此同时,我们也以相当的笔墨表现了张伯苓对莘莘学子的严格要求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及他对教职员工特别是精英教授们的倾力支持。观众将在张伯苓忍痛开除周恩来学籍和为挽救即将被绑赴刑场的经济学家而当面向蒋介石申辩这两场戏里,强烈地感受到张伯苓对师生的厚重情感。我们也细腻刻画了作为儿子、父亲、丈夫的张伯苓多重的情感世界。在张伯苓得知当飞行员的儿子牺牲后,我们设计了几场重戏,使观众能够准确感受到他失子的痛楚和千方百计对妻子隐瞒的心态。自然,张伯苓与日本侵略者的情感冲突也是必须写到位的一条重要情感线索。在张伯苓赴日本“忍辱考察”几节戏里,我们写了他压抑着仇恨取敌之长、饱含耻辱却又虚心向日本人请教的复杂心绪;在日本装甲车闯进南开校园捣乱、示威一场戏里,我们写了他的愤恨同时也写足了他对狂妄的侵略者的鄙视和戏弄;当自己的学生被日本飞机炮弹炸死时,我们设计了这样的情节 张伯苓怀抱着死去的学生,冲着在空中盘旋的日本飞机怒喊 “你们不就是要炸毁南开吗 你们不就是要杀死我张伯苓吗 你们冲我来 ”将他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推向极致。
塑造张伯苓鲜明的人物性格,也是这部人物传记片成功的关键。经过深入的研讨和十数次的修改,我们逐渐把握了张伯苓的性格核心。作为名牌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却不是一个标准的儒生。毕业于水师学堂、当过海军军官的他有着一股武士的豪爽之风。这令他与众不同地有着鲜明的性格。而天津卫这块租界林立、华洋混杂的特殊环境,也给了张伯苓许多应对各色人等的智慧熏染。所以,在创办南开的过程中,他有着自己独到的处事方式。在驳杂纷乱的社交中,他进能伸、退能守，运用自如地应付各种各样的大人物。“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一个理儿”,张伯苓的这个质朴的逻辑很能说明他务实的处事原则。在创作中,我们也没有回避张伯苓性格软弱、畸形的那一面。在抗战胜利后为维持南开私立的地位,他经不住蒋介石的诱劝到南京干了三个月的考试院长那一节,我们先是写了他面对苦苦相劝的下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固执吼喊,后又展现了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官场腐败后懊悔万端的自责。这都进一步丰富了张伯苓的内心世界。
写历史剧也罢,写历史人物也罢,首先必须尊重历史。对重大历史事实已经深入人心的结论进行轻率改动,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囿于历史教科书的有限文字,刻板复制历史也是走不上艺术成功之路的。在《张伯苓》的创作中,我们充分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为主人公和其他人物都作了既符合人物性格又符合历史背景的虚构剧情。像美国外教罗伯特和日本外教千岛缨子大半生献身南开教育和他们的爱情传奇。还有跟新学较劲较到死的迂腐儒生沈华庭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却刚烈不屈,终成为张伯苓敬重有加的“逆友”等虚构情节,都为塑造好张伯苓这个形象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
在剧作家眼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一开始接触这个选材,我就反复思考,张伯苓对今天的人们和当下社会意义何在呢 也就是说这部作品一定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人师表给我们的启示自不必说了,张伯苓要求南开的学生必须首先懂得做人的道理,正如南开校训所言 “允公允能”。他始终坚持素质教育为第一的理念不是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坚持的吗 又譬如,他主张并真正履行了私立学校但决不私有。尤其是他不开学店,决不把学校当作赚钱工具的原则一定会令今天许多吃教育这碗饭的人汗颜。总之,写好张伯苓这个历史人物对我们走好今天和明天的路都是大有益处的。
应当说《张伯苓》的文学剧本的撰写是充满激情、也是思想和情感都得到提升的一次创作之旅。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合作者冯柏铭、胡光明、梁吉生三位先生的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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