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重消费轻”的格局应当调整

在我国目前的总需求结构中,存在着“投资重,消费轻”的格局。这表现为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消费率）偏低（见表1）。

表1从总需求一方看我国GDP的构成（%）

就世界平均水平来看,消费率一般在76%－79%,投资率为18%－21%;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美国的消费率一直在80%以上,投资率低于20%。可见,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偏低2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则偏高18个百分点左右。

表2投资和消费增长（%）

从动态趋势来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消费需求则增长过慢。如表2所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但一直快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而且在消费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投资在加速增长。

以上情况说明,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的。在供给短缺的年代,依靠高积累、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普遍短缺的经济背景下,增加总供给的重要性要高于扩大总需求,而投资从而资本形成是增加总供给能力的主要途径。但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条件下,投资率过高,投资增长率过快,不利于短期的宏观经济均衡和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

虽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短期都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增加和消费增加的长期意义是不同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它使商品的价值和效用得以最终实现,一切产品只有进入了消费,生产过程才算最终完成。但是,投资却具有“二重性”：本期增加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既会扩大当期的总需求,又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形成资本存量,从而增加下一期的总供给能力。也就是说,这一期通过增加投资所扩大的总需求,其中一部分将在下一期转化为生产能力。简单地说,“投资二重性”就是投资增加既会增加本期的总需求,又会增加以后的总供给。过分依赖扩大投资来保持经济增长,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但是将增加宏观经济长期平衡的难度;如果未来总需求的增加跟不上,宏观经济将会失衡,生产过剩的状况将会恶化。例如,假定今年我国经济的总需求规模为10万亿元,总供给也是10万亿元,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假定在这10万亿元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为4万亿元,其中2万亿元在明年形成厂房、机器设备和生产线,这2万亿元的投资就转化成了资本存量,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假定这些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每年可以提供3万亿元的产品和服务,那么,明年的总供给就是13万亿,而不是原来的10亿元;要保持明年的宏观经济平衡,总需求就必须扩大到13万亿元。如果总需求规模达不到13万亿元,经济中就会出现生产过剩,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

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在生产相对过剩格局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投资重、消费轻”的基础上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过慢。投资增长过快,造成了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如煤、电、油、气供给和运输能力紧张,从而造成局部经济过热。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任务。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它所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问题就是如何调控总需求,使之与不断增长的总供给能力相适应。199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说明,我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个高度。

在我国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决定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因此,要保持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与经济增长目标相适应,就需要研究如何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来调节居民的消费倾向。当前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努力应当放在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民的收入上,放在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上,放在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上。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关键是要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适当调高部分农产品的保护价、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出、切实稳定地减少农民的税费负担、将农村的税费改革进行到底,鼓励农民多获取非农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