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中国度过了几乎一生的外国人,一个采访过从中国最高领导到普通百姓的著名国际记者,一个目击了中国20世纪巨变的见证者,一个将自己的命运卷入到中华民族沉浮之中的人。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今年4月20日,该是
来到爱泼斯坦位于北京西三环的家,就像进入了一个记忆的海洋 毛泽东在延安时签名相送的石版画像、意大利摄影家所摄周恩来坐像、仪态万方的宋庆龄倩影、与邓小平会见的留影,还有许许多多中外友人的书法画作……沐浴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你可以感到,一个人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有多少故人往事可待追忆啊 爱泼斯坦先生腿不好,坐在轮椅里微笑着迎接我们,他的眼神平静而深邃。
坐定,我拿出去年出版的《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译本,爱泼斯坦先生说,20世纪,中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如此之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也是少有的,这本书既是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中国巨变的记录。我问,回首人生,脑海中经常出现的是哪些人和事？他说：“1944年我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我,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一点不错,在《见证中国》一书中,爱泼斯坦专辟三章详细描写了那次延安之行,他记述了他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共领导人的形象、风格以至每一次谈话、每个人的精神境界。他当时在给妻子丘茉莉的信中这样说道：“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那年,爱泼斯坦29岁,风华正茂。
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无国籍家庭,爱泼斯坦从小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哈尔滨和天津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受身为社会主义者的父母的影响,爱泼斯坦逐渐形成了同情弱者的世界观。在半殖民地中国,他目睹列强横行,民不聊生,最终选择了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道路,并且义无反顾,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一生。八十余年的中国生活,战乱、奔波、繁忙,使得爱泼斯坦始终没能系统地学习汉语,所以至今不能以中文作为交流工具,但这并未影响他为中国人民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为斯诺创办的《民主》杂志撰稿,与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共同在《中国呼声》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他的足迹遍及南京、武汉、广州、台儿庄等抗日战场,真实生动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和中国人民的抗战实绩;在香港,他在终生敬仰的宋庆龄领导下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在延安和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历时七周、行程千余英里,将所见所闻写成一篇名为《突破封锁访延安》的长篇通讯,于1944年10月9日从延安发给《纽约时报》,以令人信服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这“另一个世界”的人们正在做着的正义事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新中国建立之初,爱泼斯坦受宋庆龄之邀“回归”中国,参与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现为《今日中国》）的创刊和领导工作,其间他四访西藏,采访了大量上层人士和翻身农奴,驳斥了那些“号召为西藏的困境挥洒同情之泪”的人。
我们坐在宽大而深长的客厅里,上午的阳光姗姗来迟。爱泼斯坦身材小小的,坐在轮椅里。他思路敏捷,有问必答,语音低沉,不急不徐。电话铃多次响起,但他始终专注于谈话,似乎其他事都和他没关系。我知道爱泼斯坦先生在“文革”中也像许多老干部一样曾经遭遇不幸,度过了5年铁窗生活,于是我问：“您曾说不后悔所选择的生活道路,在‘文革’中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不假思索地说：“可能有过短暂的困惑,但我从未动摇过,我坚信错误会被纠正,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这么说着,他盯住我,透出一种不容置疑的神情。
我们共同历数他与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见到在延安采访过的第一代领袖们;七十岁生日时,邓小平向他举杯;八十大寿时,江泽民表示祝贺;九十寿辰将至,胡锦涛又来看望;朱?基、温家宝也都与他有过亲切交谈。我说：“您已经成为帮助中国人民的外国友人的象征了。”“不,”他认真地纠正我说,“我只是个小人物,是许多人中的一个,没做什么,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我们都笑了。
爱泼斯坦前两年做了结肠癌手术,现在恢复很好。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今年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他现在生活很简单,每天在家人搀扶下做一些行走练习,天气晴朗时到户外晒晒太阳,他说,惟独改不了的,是多年养成的阅读习惯。我随手拿起书架上放在最外边的一本英文书,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书中夹了许多做记号的纸条。
向爱泼斯坦先生告别时,我用中文说：“祝您健康长寿”,他听懂了,笑着说：“祝你快乐。”夫人黄浣碧送我们走出家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爱泼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个新的中国已不再像过去一百年中那样,是世界竞技场中被争夺玩弄的对象,而是这个竞技场中的一名主要选手。”他为此自豪,因为他是为之奋斗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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