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行奇学博，负海内重望”，被梁启超誉为“清学开山”，其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与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一直为后人称颂。他在与其弟子潘耒的论学书札中云：“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这段话体现出顾炎武治学具有深沉的
一、“务本原之学”。顾炎武思想学术之大旨，全在于经世致用。他批评理学空言心性，对孔子“论政论学之大端”不闻不问。换言之，顾炎武认为孔子本是提倡实学、具有救世之心的，而六经贯穿着“救民于水火”的济世思想。因此，顾炎武呼吁“鄙俗学而求六经”，治学著文，一定要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相一致，这就叫“务本原之学”。为了践履这一学术宗旨，顾炎武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理学，经学也”。这里的理学与一般的理解不同。顾炎武认为，宋代以来的所谓理学到明代已成末流，不能称之为理学了，而是禅学。因此，真正的理学必须在经学以内谈，在经学中探求义理，乃治学之正途，至于时人所谓理学以及心学之类，都是“不知本”的后儒之学，当在摈弃之列。在顾炎武的思想学术体系里，理学、经学，都可视为实学的代名词。他认为圣人之道并不是超越现实的抽象理论，而是体现在言行、事功、文章里面，故践履圣人之道，就必须将其落实在具体的人事之中，所谓“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既然顾炎武把圣人之道归结为现实的人事，那么，专述圣人之道的经学，也完全可以从繁琐的章句中解脱出来，做到学用结合，经世济民。他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证今。”正是有了这样远大的抱负，传统的经学研究在顾炎武那里才焕发出了新的异彩。
从传统的经学中发掘出经世致用的学问，是顾炎武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中有具体的体现。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而对于其宗旨，顾炎武指出：“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又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经世致用的思想十分明确。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理想出发，为复兴经学不遗余力。同时，他认为通经要以音韵之学为基础，因此，他又对音韵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所著《音学五书》，对古今音学的流变进行系统研究，“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从而恢复古经的原貌，并正确地理解经义。
二、史学思想。顾炎武的史学研究，其志亦在于“明道救世”。他在《答徐甥公肃书》中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撰著史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当今的借鉴。因此，顾炎武治史，自然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立场，而对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即“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在史学研究中，经济、政治制度是顾炎武关注的一个重点，像《田功论》、《钱法论》、《钱粮论》、《郡县论》、《形势论》等一系列文章以及《日知录》中的大量学术札记，对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进行大胆的揭露，并进一步探索造成此种情况的历史根源。例如《日知录》卷10之《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以确凿的数字，并通过相关比较，具体说明了苏州、松江诸府田赋之繁重。由于过重的赋税，以至苏、松等地民众流离失所者很多。顾炎武深感赋重的弊端，希望朝廷当局“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在《郡县论》一文中，顾炎武则对郡县制这种政权的组织结构提出了批评，指出郡县之弊已极，使“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乃是高度集权政治。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君主专制于上，导致地方官员在下面忙于应付，不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顾炎武认为，郡县制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于是，在研究历代政治体制的得失后，他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张。这一主张不见得就能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但这种要求变革现有制度而厚民强国的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为落实治学以致用的志趣，顾炎武还特别重视“风俗”方面的内容，所谓“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在他看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因此，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十分重要。当然，顾炎武所提及的风俗，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到道德、家庭、人才、吏风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相当于社会风气。对此，《日知录》多有探讨，如卷13“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宋世风俗”、“清议”、“廉耻”、“俭约”、“南北风化之失”等条，都是对晚周以来至明末社会风俗的历史考察，其中最重要者，则首推“清议”。顾炎武认为，历代风俗总是变化的，清议对风俗的影响就很大。如五代清议亡，士大夫尽失忠义之气；而宋朝清议之风复起，士大夫遂“以名节为高”，仁人志士能做到临难不屈。因此，顾炎武总结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显然，在明末以来社会风气极其败坏的情况下，顾炎武如此重视清议，其现实意图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试图通过倡导清议以扭转这种“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的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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