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军人。商人。回首52年的人生路,熊召政的阅历何其丰富。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他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即使在我经商最成功的时候,我也强烈地意识到:我只是商海中的过客,文学才是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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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十年磨一剑”。熊召政将《张居正》看作“我个人的大三峡工程”,从构思到完成用了整整10年。在写第一卷时,他还曾毅然地将已完成30多万字的初稿推倒重来,这种认真也许正是《张居正》最后成功的原因。小说甫一推出,好评如潮,金庸、王蒙、唐浩明都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张居正》一路领先,以距全票只差一票的成绩获奖,可谓众望所归,毫无悬念。
熊召政最初是以诗歌创作而为文坛关注的―――从诗人到历史小说家,从抒情文体到叙事文体,这其中似乎有着难以跨越的森森沟壑。但熊召政却认为,历史小说是诗的延续。小说是冷静理智的产物,而在动笔之时,他又用诗人的激情将爱与恨推到极致。他半开玩笑地说:“史与诗相结合是史诗―――那正是历史小说的最高境界。”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十分繁盛,而以清史为题材的小说或影视更可谓蔚为大观。熊召政却独辟蹊径,将目光锁定似乎并不被人关注的明史。他认为,清代迄今未远,民族记忆更为鲜活,清史为人们关注有其合理性;而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始,中国封建文化在明朝已经烂熟,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国家管理体制,对研究中国更有参照意义。
熊召政和张居正是湖北老乡,但这显然不是他写作《张居正》的唯一初衷。他写张居正,首先因为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与商鞅、王安石相比,张居正的封建改革对社会引起的动荡最小、成本最小。他写张居正,还因为被他的复杂性格所吸引―――张居正刚正不阿,从未放弃对民生的忧患意识和富国精神,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政治与生活态度;张居正有担当精神,遇到问题从不回避;但张居正也刚愎自用,这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对于自己获得茅盾文学奖,熊召政自然是高兴与感激的;但他又强调:这是起点,不是终点。他向记者透露:2002年冬《张居正》搁笔之后,他已将关注点从明朝回溯到了春秋时期。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中,他要从明朝的“烂熟”回到源头,探究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形成原因。
(人物素描：郭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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