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
费老早年立志用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进步，高度关注当时中国农村的饥饿与贫困问题，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费老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早年的“工业下乡”主张，也变成了广大中国农民的亲身实践，演变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星火燎原的乡镇企业和轰轰烈烈的小城镇发展热潮。费老以七十高龄，恢复了他一生喜爱的实地调查，一村一乡地跑，一县一市地看，就国计民生的许多大问题提出了发展设想和建议。
1984年秋，“志在富民”的费老到定西作实地调查，二十年间，七访定西，写下了情真意切、见解独到的篇章，为促进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提出了顺应自然的发展思路。
费老用他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带动了全盟同志。我每次去看望费老，他都会拉着我的手说：要走啊！要下去看啊！每当听到这话，我都非常感动。
前不久，在民盟中央定西扶贫二十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到了定西。在费老深情关注的地方，二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谐，在很多地方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定西的和谐气息却扑面而来。人与自然，人与人，干部与群众，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虽然还只是初步的和谐，却为更长远、更高水平的和谐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费老对定西的关注和追踪，具有深刻的、我暂时还未能全部领会的社会和文化内涵。我希望自己有机会再去，多去，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费老躬身实践，他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以后，带领全盟，为新时期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费老比较早地提出了准确确定民主党派的历史方位问题，指出民主党派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一起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所以费老说：什么是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费老引导参政党准确定位，表现出了老人家的政治智慧。在费老的带动和启发下，民盟在办学讲学、智力咨询、扶贫支边、教育改革、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为社会发展做出了成绩，积累了经验。现在来看，费老的许多主张和做法都是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有远见的。作为参政党的代表性人物，费老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为止的全部建设过程，始终致力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倾注了满腔热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费老始终没有动摇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矢志不移地和共产党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费老的一生，是我国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生动写照。
费老晚年的文章，越来越多地谈论文化问题，主张“文化自觉”，重提“和而不同”，寄希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宽容和合作，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体会，这和我们现在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在思路上是一致的。他看到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人们的文化观念还不能和睦相容，有很多不和谐因素，甚至造成冲突和悲剧。费老的学术思考能力老而不衰，发人深省。费老一生主张“但开风气不为先”，他确实开了很多重要的题目，九十高龄前后，他又开出了“文化自觉”的大题目，这既是他一生思考的众多题目的共同内涵，也是留给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的题目。
费老，请您放心。我会牢记您的嘱托，常走，常看，常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下去，不辜负您的期望。
费孝通（1910年－2005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暗杀了李公仆和闻一多，费孝通等一批民主教授的名字也被列入暗杀黑名单中。当国外朋友得知费孝通处境危险时，即设法邀请费孝通到英国进行学术交流，借以摆脱险境。图为1947年2月，费孝通归国途中，在新加坡南侨日报报馆前留影。
1950年7月，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图为费孝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费孝通与钱伟长（中）、丁石孙（右）在考察途中。
费孝通担任民盟中央主席期间，号召盟员为国家建设“出主意，想办法”，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图为1991年，费孝通到民盟中央对口扶贫县河北省广宗县考察时，与正在编制竹帘的女童交谈。
1957年4月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中）一起重访阔别了21年的江村（开弦弓村）。经过20天的紧张工作，费孝通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查清了开弦弓村20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提出早年他所提倡的在农村发展“乡土工业”的主张。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从此江村成为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标本，并写出脍炙人口的《小城镇大问题》，提出“苏南模式”等概念。
图为费孝通在农户家访问。
图为费孝通为“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