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重建社会学是费孝通先生作为社会学家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回忆起那段历史，当年费孝通先生承担历史使命的勇气和决心以及他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让人无法忘怀。下面通过对南开社会学初创时期一段历史的回顾，透视费孝通先生恢复重建社会学的功绩和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所提出的正确方向。
古稀之年承担重
任
对于中国社会学多舛的命运而言，1979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真切的“立春”。这一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这说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高层领导已经意识到，由他们所倡导和开拓的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必然会遇到很多新问题，于是对于社会学等学科有了强烈需求，从而使得恢复重建变得必要而且可能。
然而对于已经中断近30年此时需要恢复的社会学来说，面对的是诸多不利的情况。首先便是人才断层。国外社会学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是除北美和欧洲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发展的最繁荣兴旺的地区，至少在学术质量方面如此。”而此时作为一个学科来说，社会学的园地已经荒疏，到1979年，孙本文（1894－1979）、陶孟和（1889－1960）、陈达（1896－1975）、潘光旦（1899－1967）、吴景超（1901－1968）等人已经过世。其余尚在的，如：吴文藻、陈翰笙、吴泽霖、李景汉、杨开道、言心哲等人，平均年龄已达81岁。“早年在大学里学过社会学的，那时改业多年，分散各处，年轻的业人多已接近60岁。可以调动的实力不强，底子单薄。”（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而对于国外社会学的状况，更是少有所知。此外，由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曲折之路和个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际遇，使得恢复重建社会学成为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时值“文革”结束不久，思想尚未完全解放，也使得健在的社会学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心存疑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0高龄的费孝通承担了重任，开始了恢复重建社会学的艰难工作。
构思重建蓝图，重在培养人才
费孝通慎重考虑了重建的方略，提出了“五脏六腑”说。费孝通认为重建一个学科，在组织结构方面，必须要有五个要件：建立学会，为专业人员和支持这门学科发展的人提供交流机会；建立研究机构；建立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此外还有设立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并按照这一思路逐一落实。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任会长。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费孝通任所长。同年，费孝通联系他在美国的同学杨庆?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1981年又举办了第二期。在图书资料出版方面，工作也有进展。
然而，五大要件中他认为至关重要和最急迫的还是培养专门人才，为此，他到不少地方演讲，宣传社会学。在高校办社会学专业的任务未能落实的情况下，1980年他来到南开大学。在学校领导和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费孝通希望南开能设立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人才。当时百废待兴，南开大学哲学系也正尝试设立新的专业。南开原本没有社会学专业，所以也少了很多顾虑和包袱。因此，当时的哲学系立即接受了这一培养急需人才的任务。
鉴于需求的紧迫，如果按照常规，用两年培养师资，再招生，先后需要六年时间。与会者苏驼（时任哲学系主任）与赵文芳（时任哲学系副主任）商量后，建议采取南开大学哲学系建系时的方法，即从文科各系学满三年的学生中，选拔一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费孝通和滕维藻（时任南开大学校长）非常支持，并决定由苏驼任该班班主任，做好这一工作。
经费孝通协调，教育部以高教（一）字第104号文件下达了教育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委托由南开大学举办社会学专业班的决定。从全国重点大学学满三年的优秀生中挑选学员。最终，从18所重点高校中选拔了43名学生，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还派了一些旁听生。专业班的主讲老师之一彼特・布劳来中国前曾经担心这些学生的接受能力，但他发现这些学员学习情况并不比他在美国教的研究生差。毕竟这批学生是经过三次选拔出来的佼佼者，而且他们中大多都有过上山下乡、基层工作的经历，阅历经验自是不同一般。
为了使学生具备从事社会学教学任务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费孝通主持解决了专业班的很多问题。教学计划方面，他形象地把社会学专业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概括为“六腑”：即要设置《社会学理论》、《社会调查方法》、《西方社会学学说史》、《社会心理学》、《比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等必修课，他要求尽快编写出教材和相关参考材料。同时又逐一落实了专业班的师资问题。他请王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代为物色并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聘请了美国前社会学会会长、社会学交换理论的代表彼特・布劳教授和在华裔中颇具影响力的林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代为从联邦德国邀请了伯格和贺碧立等外籍专家担任专业班的主讲老师。此外，费孝通还请潘乃谷同志邀请雷洁琼、吴泽林、林耀华、袁方等许多老社会学家讲课。强大的师资力量保证了专业班授课的水准和质量。
费孝通还非常关心学生们的继续成长。1981年专业班第二学期开学后，他考虑到学生毕业后能否胜任工作的问题，认为这些同学毕业后需要继续提高，并愿为同学们创造进一步提高的条件和机会，以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学学科建设发挥作用。此事费孝通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曾设想过四个方案。一是毕业生先进入教学、科研领域，经过半年到一年实践，再集中起来学习一年；二是送出国继续深造；三是毕业后集中搞一段社会调查，然后集中学习总结提高；四是办研究生班。经与季啸风 时任高教部一司副司长 、陈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局长）、苏驼商量权衡利弊后决定采用办研究生班的方案，但校内外仍有不同看法，几经曲折，直至专业班学生毕业前夕，才被教育部批准。因为时已晚，经过考试仅录取14名。费孝通还亲自指导了其中4名同学的硕士毕业论文。
1982年，在费孝通的关怀下，研究生班开学。同年秋经学校批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设立专业班和开办研究生班都是超常规的方法，这体现了费孝通突破体制障碍的勇气和重建社会学的决心。七旬高龄的费孝通接受恢复和重建学科的重任后，没有忙于撰写论文，而是首先着眼于培养队伍。现在看来，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战略眼光。
专业班的学生没有让费孝通失望，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社会学知识，一天三个单元地紧张学习，还积极投身社会调查。他们利用暑假时间在五个城市、两个农村开展了调查。在专业班结业后的半年时间里，各地的同学共写出17篇调查报告、8篇论文，有的在刊物上发表。专业班43个学员里产生了30多位社会学教授，10多位主任、院长，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目前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开“中国学派”之风气，一代学风培养一代学人
1981年12月13日，费孝通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结业典礼时，看到讲台对面写了一幅横标：“横下一条心，干一辈子社会学”。他在肯定学生们热情的同时，委婉地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思：学习社会学终究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达到民富国强、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不赞成只在书斋里讨生活、为社会学而社会学的做法。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运用社区研究方法，借用功能主义理论，就产生了一批实地社区研究成果，形成了为学界称道的“燕京学派”。这代表了当时社会学家们本土化的努力和成果。联系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理解当时社会学家们的这种努力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中萌发的爱国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理性选择。
早期社会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时，也主要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群言出版社，第374页）。这是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在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本土化努力下，使得社会学最终走出了狭窄的书斋，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费孝通非常关注。他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过去的社会学，一是怎样对待外国的社会学。对于前一个问题，他反思自己过去对“社会学老前辈的成绩肯定太少，否定太多……把重建社会学看成是从零做起……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于后一个问题，他反对照抄照搬，坚持洋为中用。费孝通在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的时候，请外国专家讲的题目就是他们怎样研究他们的社会。这实际上为中国社会学指出了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后来在开办社会学专业班过程中,他多次来南开讲学，一再强调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而且以他自己深入城乡调查研究的实例，介绍他的治学途径和方法。在他的启发和带动下，不少同学无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都坚持了这条治学道路。
1986年，中国社会学走过了一段路途之后，费孝通形象地比喻发展的戏台已经搭好、班子已经组建，以后就要看演员的表演了。他既总结了社会学重建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又提出了发展社会学的期待和希望，同时敏锐地观察到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个值得注意的苗头：随心乱用社会学概念和过分推崇西方的范畴和体系。这是对我们的忠告。及至90年代后，他又感到社会学学人要继续拓宽和夯实做学问的基础，提出要补课，认识和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他自己又重读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等著作。1997年，他意识到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转折期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需要倡导和发扬“文化自觉”的新风气，而且认为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勉励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共同努力，直至出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南开大学社会学学人影响最大的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深入中国社会实际调查研究，仅吴江县开弦弓村（学名江村）一地就先后调查过23次。更感人的是，直到2004年，在他病重住院前还前往广东实地调查。他孜孜不倦地进行调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为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代学风培养一代学人，在他的熏陶培养下，一代新人已经或正在成长起来。
2002年6月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结业20周年庆祝聚会上，费孝通不顾年迈、多病和家人劝阻来到南开与专业班师生相聚。他在报告中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时代的巨变和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提出社会学学人不仅要关注中国社会变化的实际，而且要关注世界发展的趋势，让社会学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对我们的深切期望，也为我们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如今，费孝通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给社会学和人类学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今天我们追思他，就是为了要学习和研究他的遗产，坚持社会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和优良学风。
（作者分别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第一届系主任、教授和2004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