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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建设为己任

2005-05-2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韩小蕙 我有话说

编者按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第一文学出版大社”,50余年来,该社一直坚守“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注重文化积累”这一出版理念,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业绩。让人感慨和佩服的是,不论社会环境发生了多大变化,人文社每年都能推出大批好书,赢得社会和读者的广泛赞誉。比如

在历届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共有22种图书获奖,人文社即获得了11种,占据着半壁江山。今年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又是五占三。而这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只是其所获众多国家大奖中的一种。在一些出版社普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甚至不惜以炒作、媚俗来吸引读者的今天,人文社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出版理念的?记者近日走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先生。

优良传统是立社之基石

记者:首先,我想知道,人文社为何能屡屡获奖,有没有偶然因素?

管士光:哪里会有离开必然的偶然?人文社奖项上的不断丰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以及由此传统产生出来的核心竞争力发挥了作用。

人文社自1951年3月成立以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概括起来就是:“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的出版宗旨,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坚持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作精神,坚持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作为事业之本。”50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近20年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然而我们的优良传统却不断发扬光大,作为立社之基石,兴社之旗帜,引导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开拓前行。“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坚持精益求精、开拓创新”、“坚持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等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优良传统的关键用语和高度概括,由此出发,人民文学出版社才能守正创新,不断进取,不断收获。

坚持“挺拔主业”的观念

记者:出版社是经营单位,赚钱是硬指标。人文社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何所依凭?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出版不好做,竞争加剧,盗版又猖獗,导致有的出版社负债累累,有的降格以求向低俗下滑,有的走大张旗鼓炒作的路子。然而人文社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却一直是赢盘,红旗始终不倒,奥秘到底在哪里?

管士光:当然,优良传统在实践中必须具体化,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认真总结和发扬光大优良传统的同时,我们出版社也“与时俱进”,形成了新的企业价值观和图书出版的良好机制,以此来解答,或许可以得到大体接近的答案。

我们全社员工,特别是编辑人员,深知自己的社会责任,虽然经济压力不能忽视,但我们毕竟不是“书商”,何况,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寻求两个效益的统一既是对我们编辑人员的要求,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在这种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又特别提出了“挺拔主业”的观念。

什么叫“挺拔主业”?它是说:为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根据市场的要求改变产品的某些类型,当然无可厚非;但要特别注意,这种改变要想获得成功,就不能扬短避长,过多追逐市场,而必须扬长避短,创造和维护市场。人文社之长,当然是出版文学类图书,适当调整结构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整”不能离开“挺拔主业”的原则,因为人文社有多年的辉煌历史,有坚持文学出版的编辑人员,有固有的作者和图书资源,这一切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品牌效应,每一位编辑都会努力擦亮这个品牌。

当然,在文学并不像过去的那样辉煌的时候,要坚持“挺拔主业”,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具体布置和安排。比如我们提出了资源整合和创新并重的思路,一方面发挥我社资源丰富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社内形成一种“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的企业价值观,从而促进了新选题的开发。这就又会遇到一个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比如长篇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标志性品种,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年要出版几十种,约占总出书新品种的15%左右;在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的前提下,我们为描写各种题材、采用各种方法、面向各类读者的长篇小说的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一方面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做出了我们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为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准备了基础。这就是我们内部经常讨论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没有质量的数量是苍白的,而没有一定数量的质量也是乏力的,是缺乏竞争力的。

我们当然知道,当前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数量过多而质量偏低的矛盾,但作为文学出版社有推进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责任,有帮助和鼓励那些有潜力的作家积极探索、开拓前行的责任,也有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优秀作家的责任。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出版了《白鹿原》、《尘埃落定》这一类可能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有专章论述的作品。正是这样一种心态和责任感,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积极出版当代长篇作品的实绩,为我们获得大丰收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整体化经营与高素质人才队伍是事业之本

记者:出版界多年来就一直有一个困惑:有人说是你们的传统好,有人说是领导班子力量强,有人说是编辑素质高,有人说胜在管理措施上。那么你们自己是怎么认为的呢?

管士光:为了真正落实社会效益第一,力争双效统一的总体思路,我们在出版体制上特别强调“整体化经营”的观念。人文社是一家有较丰富资源储备和较稳定传统的出版社,提出怎样的既适合自身特点又符合发展需要的思路,关系着出版社是不是能够发展,怎样发展的大问题。在充分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全社上下形成了必须坚持“整体化经营”的共识,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方法不符合人文社发展的总体思路。

有了“整体化经营”的理念,我们就可以举全社之力,做一些编辑室不愿或不能承担的积累性项目;也可以按照“挺拔主业”的理念,组织出版一些社会效益看好而经济效益一时难以准确估计的图书。这样,如果决策失误,社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压力;而若项目成功,我们又不忽略编辑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时予以精神和物质的奖励,这样一来,编辑们可以比较放松地策划选题和组织书稿,好的作品也就相对容易出现了。当然,这对出版社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们的体会是,只要坚持民主和科学决策,坚持开拓创新的精神,成功的几率还是相当高的。

至于说到编辑,人文社确实有一支令人骄傲和自豪的编辑队伍。冯雪峰、聂绀弩、王任叔、韦君宜、秦兆阳等前辈对人文社优良传统形成的贡献,至今对我们这些后人起着极大的示范作用。而我们今天在岗位上的这支队伍,业务素质好,与作者有良好关系,也充分理解出版社的总体思路,同时又勤勤恳恳、甘心为他人做嫁衣。正是他们的努力,保证了我社图书出版的数量和质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赢得了荣誉。有了这样的“事业之本”,我们才可能不断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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