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以来学者间,有历朝文学各有其所胜之说;此一说法至王国维而显,其《宋元戏曲考序》云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对中国文学带有规律性的概括,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主角的狭隘观念,以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编写,乃至社会阅读导向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历代代表性文体研究的深入,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一命题未涉及代表性文体与其他文体关系问题,故在理解“一代文学”的时候,应防止片面性,既要重视某些代表性文体,又要对彼时各类文体的整体创作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作全面的认识。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强调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一些一般作家,虽然似乎被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湮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丹纳讲的是一个时代代表作家与其周围中小作家之间的关系,而文体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当一个民族的文学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每个朝代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某种文体,而是多种文体伴合生长,犹如生物界的生态体系,物种 文体 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关系。并且,这些文体在一个时期成就的高低,有的易见,如唐诗在唐代艺术家庭中,无疑是“最显赫的代表”,但在有些时候,这种“代表”却较难认定。如对魏晋六朝的骈文与诗歌,即可能有不同认识。焦循在《易余?录》卷十五中说 “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焦循对魏晋六朝所取的是五言诗,王国维弃五言诗而取六朝骈体文。这在清末民初,承清代阮元等为骈体文争地位的余势,其说或无不可,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却难以得到认同。“五四”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于魏晋六朝这一段,对诗的介绍,在篇幅上、评价上,都远远超过骈文。六朝如此,对宋代几种文体成就高低的评估,也有其难处。就焦循所举的“一代之胜”,王国维即曾犹豫 “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看来,仅仅是在文体发展的纵向比较中,因词莫盛于宋,王国维在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才强调 “宋之词”,而实际上宋代诗、词、文皆盛,宋诗是与唐诗并列的又一范型,出现了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和颇具特色的江西诗派。至于宋文,则在偏于雄奇的唐文之后,建立了平易流畅的新传统,成为元明清三代散文家和文章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六位。李渔《闲情偶寄》卷一云 “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李渔在宋代诸文体中,推出的是文。可见,不仅宋诗,宋文的成就也很高。有宋一代,诗词文本是鼎足而三的局面,不能仅重视词而忽略了诗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固然突破了在文体上尊雅排俗的陋见,提高了词、曲、小说的地位,但在宋元明清几代,诗文毕竟为正宗,文人应用、交际,乃至抒情言志,使用得最普遍的文体,仍然是诗与文,戏曲、小说的传播,远不及诗文便捷广泛。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若缺少全面的理解,会导致对当时文学创作、文化消费整体状况认识上的偏移。20世纪50年代以后,高校中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于元明清几朝,往往很少介绍诗文,甚至连讲授元明清文学的教师,于三朝的诗文亦难免茫然,这是不应有的现象。
对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的认识,应该同时顾及两方面的辩证关系 一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另一则是各种文体并立与文体间的交流互动。一种文体的发展,既靠自身的革新变异,又需要从其他文体接受借鉴,吸取营养,以完善、丰富、壮大自我,推动自身的新变。各种文体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吸收融合,同时也互相竞争,使其在演进中不断有来自各方面的源头活水乃至挑战,从而推动一代文学整体上的发展。魏晋六朝骈文,名篇多数是赋。这些抒情小赋,是赋向诗靠拢的产物。不仅是赋,整个骈文也受诗的深刻影响,如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都具有诗的语言和意境。诗赋互相融合,互为消长,至唐代赋体渐衰而诗成为一代文学主流。初唐七古的发展,得力于对赋的消化吸收。闻一多说卢照邻、骆宾王“以赋为诗”,“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盛唐李白、杜甫的七古与五古长篇也大量采用赋的写法。至中唐,韩愈“以文为诗”,更是带来“唐诗之一大变” 叶燮《原诗・内篇上》 ,使诗歌的天地拓展得比盛唐更为宽广。晚唐李商隐的“樊南文与玉溪诗消息相通” 钱钟书语 ,则是融合骈文的成分为诗,将近体诗推向新的高峰。可见唐诗以它强大的活力与良好的容受性,对众体之长兼收并蓄,一次次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扩大恢张,达于鼎盛。较之五、七言诗,词体晚起,缺少诗那样赖以发展的深厚传统与基础。它之所以能由附庸发展为大国,更是由于直接从诗文吸取了营养。苏轼“以诗入词”,辛弃疾“以文入词”,对词的语言、境界与表现手段,进行了全面的拓展。即使是词家中被认为非常本色的柳永和周邦彦,在慢词的结构与写法等方面,也借鉴了其他文体,所谓“耆卿 柳永 ……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清真 周邦彦 效之。”又,“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 ,皆可见宋词的发展得益于诗文。同样,元曲的产生和兴盛亦非孤军突起,王国维考察戏曲源流,既从综合艺术角度指出 “观其结构,实综合前此所有滑稽戏及杂戏、小说为之” 《宋元戏曲考・宋之滑稽戏》 ,又从其艺术本质方面强调,“追原戏曲之作,实亦古诗之流” 《曲录自序》 。认为“元曲之精髓,全在曲辞。” 《译本琵琶记序》 而曲辞跟诗与词本质上非常接近。“耆卿 柳永 俚词袭五代淫?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 夏敬观手评《乐章集》 “美成 周邦彦 《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 《人间词话删稿》 此类例子,可举者甚多。曲辞对诗词声律语言意境的大量吸收与借鉴,同样体现了不同文体之间交流互动的关系。
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其特定的学术背景,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感慨 “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故其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直接动机,而未遑从其他方面作过细的阐释,但他对元曲“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 同前 ,已涉及到前后代文学和各种文体间相互渗透影响的问题。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对擅一代之胜的文体进行深入探究的同时,对与之相伴生的其他文体,决不可以轻视。各体间互相渗透诱发,是文体发展的动力之一。研究不同文体之间某些艺术因素如何互相吸收、互相转化,以及彼此间倚伏消长的深层原因,是一个有丰富研究内容的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还原一代文学的真实面貌,理清各种文体乃至整个文学史发展变化的轨迹,而且在梳理过程中,对某些文体何以盛,何以衰,何以能容受、消化、整合他文体的异质因素,乃至对不同文体在兼融性和调节功能上的差异,可能会获得一些更深的甚至带规律性的认识。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