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报日前在不同版面不约而同刊出了徐楠的《严凌君：找回语文老师的尊严》和一位余姓先生的《欲说还休的“语文”》两文，批评了以前和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两作者指出语文教学的弊端，本是好事，但是他们把语文和文学混为一谈，全面否定语文教学，尤其是否定语文基本功的训练，则不无偏颇，或者说非常有害
余先生说：“课堂上的语法分析、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思想，在我看来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徐文也是类似意思。
机械地给课文“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思想”，当然要不得。但是连科学的“语法分析”，也要视若异端吗？我认为孩子们既要学习1 1=2，也要从语法和逻辑上学会如何分析“妈妈是人不是狗”（毛泽东语）这样的句子。
语法也叫文法，与修辞、逻辑不可分。已故当代大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有人说……历代文学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文法’却写出好文章；可是他回答不出来为什么有的话公认为‘通’，有的话公认为‘不通’，后者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不合‘文法’。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话不是来自工农大众，而是来自一部分知识分子。”
余先生等，或许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他们作文时的“不通”，也与其“理论”相得益彰。现顺手举三个不通的例子：
一，请看上述余先生文章标题，他“欲说还休”的，是人，还是“语文”？他交代清楚了吗？
二，余先生在该文中写道：“（一位捍卫旧有语文教学模式的作家）在自由宽松的大学课堂谈经论道，却对死板狭隘的中学语文指手划脚。”他所谓“指手划脚”，本意恐怕是“歌功颂德”吧―――那作家既然是旧模式的“捍卫者”，怎么又对旧模式“指手划脚”呢？
三，王安忆是我很喜爱的一位作家，但是她作文也有失手之时，比如她小说里有这样的话：“‘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见《本次列车终点》）“红红脸”这样的生理变化，可不像“洗洗手”这样的做法一样，是由主观来控制的；人因不好意思而红脸，完全是不自觉的，不可能自己控制。所以王安忆这里所谓“红红脸”，恰如“洗洗手”之用，显然是错了。
于此可见，作文时的语法和逻辑分析，自有其必要性，而那些不讲语法，不管逻辑的人，却有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余先生呼吁,“应当让孩子们体验到快乐和幸福”，“知道什么是美”，以及“产生对母语的亲近和热爱”，“因为文学是让人快乐和幸福的”，“是美的载体”云云。这话没错儿，然而，这与学一点语文基础知识就一定冰炭不相融吗？余说他的“语言感觉和思想能力……跟那套老掉牙的‘统编’语文课本毫无关系”，也许是吧；然而要写出堪称精湛的文字，光靠“语言感觉”，恐怕很不够。至于严凌君老师给中学生开的实验性文学阅读课，我认为很好，但这也不应该成为排斥语言基础训练的理由。
如果以往的语文课把“语言”和“文学”一锅烩，造成了老师讲不好语文，学生也厌恶语文课局面的话，现在改革语文教学，我认为也不能只讲文学（或美学）而不讲语言。文学阅读课，像严凌君那样敞开讲就很好。而语言课，我认为还应该像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提出的那样，至少要让学生通过字关、句关、篇章关这“三关口”。你把“刻苦”写成“克苦”，不行吧？你的文章里有类似“小菲菲受到妈妈的训斥和挨骂”这样的话，顾此失彼，胡乱搭配，总难免令读者倒牙吧？而讲究篇章，也并非让你去当作家，而是说，你必须把一件事情说明白，至少把一封情书写得别让你的对象误以为你并不爱她。
现在看，文学阅读课和语言课，实际上都不应该叫“语文”。“语文”一词，据说是20世纪50年代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和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首创的，有人说指语言和文学，有人说指语言和文字，导致了教学的混乱。我觉得，应该专门设立语言课，教学生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工具，而文学阅读课则应该另开。
当然语言和文学不可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个不会写字，不会造句，不会标点，连稍微复杂一点的意思都表达不清的人，能有多高的文学鉴赏力和写作能力呢？我是一个写作者，经常为自己文章的差错而汗颜。我也是一个投稿者，又常常因为编辑将拙文改错而生气。这说明大家都要不断地学习语言。其实便是名作家，同样要加强语言修养。王安忆的例子上面说过了。也是刊于同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如此散文，为何列入年度十佳》，指出了陕西作家高建群在《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一文里的一个毛病：高说“在这里，结成一个海拔4374米高度的冰疙瘩”云云，既说了“海拔”，又重复“高度”干什么呢？瞧瞧，不学习语法和逻辑，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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