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仅仅过了5个年头就翻译出版了近百种西文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籍，打下坚实的基础，形成了一个好传统，与此同时实现了从一个单纯经营印刷业务的小厂，到编辑、翻译、印刷、发行一条龙的新式民营出
张元济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家。早在梁启超和汪康年办《时务报》时，他就建议多译西书，作为“鼓舞人心”、“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他投身于文化教育出版事业。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就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来洋务派着重译兵工之书的旧习，转为译社会科学名著为主。他独具慧眼，一到译书院就答应以2000元买下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译稿，并同意付给二成版税。这是我国近代最早实行版税制度的一个实例。1901年他“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建议该馆开展编译工作，创立编译所，并推荐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1902年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就写道：“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化、政体相与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之精神耳。”就在1902 1903这两年间商务已经翻译出版了《政学丛书》、《帝国图书》、《战史丛书》等外国著作90种。据汪家熔先生考证，这两年出版的译作没有在经济上给商务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其社会效益不可低估，也为商务后来形成一脉相承的传统打下坚实基础。1903年蔡先生离职，张元济应夏瑞芳的盛情邀请，正式担任该馆编译所长，团结了一批介绍西方学术的第一流作者和翻译家，以及北京大学、尚志学会等学术团体，有计划成系统地引进西方文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8种西方名著到1912年全部出齐，一版再版，版税高达40%。另一著名翻译家林纾的翻译小说也几乎全部由商务包了下来，稿费高达每千字6元（当时一般的是千字2 元），对于林纾后期翻译得有些草率的小说，张元济亲自动手校注修改，不妥者就不印。林译小说共184种，商务出版了其中的145种，对名家的稿件也不放松质量要求。也就是说早在20世纪初商务建馆初期，就已经大规模的翻译西方著作了。不仅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学习、交流的途径。同时，也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风格奠定了基调，树立了标准。这个风格简单地说就是要用一流的翻译水平引进外国一流的学术文化著作。因为当时是作为一种“介绍新知”、“开发民智”的手段出版的，对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起过启蒙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王云五接任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和总经理的工作。他对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意义也有深刻认识，他曾说：“本馆见近年日本学术之能独立，由于广译欧美专门著作与鼓励本国专门著作；窃不自揣，愿为前驱，与国内各学术机关各学者合作，从事于高深著作之译撰，期次第贡献于国人。”正是由于几任管理者都有这样的出版理念，1928年商务印书馆强力推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第二年又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继续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20世纪后半叶的1982年，商务印书馆组织力量翻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又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这套丛书的出版还要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解放后，商务和中华从上海迁到北京，中华书局成为出版文史哲古籍及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此前出版大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已划归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高教出版社。1957年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后，中央确定商务的任务主要是这样两项：一是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二是编辑出版中外语文词典。就在此时刚刚上任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风趣地称第一项任务是“洋务”，商务就是搞洋务。
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年代，翻译出版西方名著还是要承担风险的，陈翰伯及其家属确实曾因此事受到过某位领导的批评，商务也一度下放给北京市管理。陈翰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争取上级的支持，时时向中宣部请示汇报，得到上面的“方针没有问题”的肯定。他时常给下属打气说，我们出这些书是得到上面认可的，别人出大、洋、古的书要担风险，我们商务是“避风港”。当然在具体策略上，他要求这些翻译书，在出版时要增写前言、导言，还有的标明“内部发行”。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贴上一层保护膜，才能把好事做下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重申商务印书馆方针任务不变，于是译介世界学术名著又提到工作日程上来，由于过去所出名著以单本发行，不是十分系统，于是汇编而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于1982年隆重推出。
回顾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商务称得上是我国编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其实践绵延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体现了商务明确的理念和出版的真谛，就是要把人类文明史上一切优秀成果都拿来，将他山之石，为我所用。这也是商务成为享誉世界的出版品牌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培养中国杰出人才，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一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