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笔者有幸因所主持的《大型封闭壳体液压胀形》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参加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会议期间，我见到在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工作的张立同院士。因为是同行，我谈起目前院士们能像她与中南大学的黄伯云院士这样，领导各自课题组亲临一线做开创性研究的并不多，他们两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分别获
做研究是需要时间作保证的，因为国内外文献分析需要时间，确定研究方案需要时间，实验研究需要时间，特别是提出新思想需要进行长时间近乎废寝忘食的思考，一个好思路若被中断又要过好长时间才能接上茬，助手再多也代替不了学术带头人，因为他们之间在阅历、理论基础、知识的宽广程度及辩证思维能力方面有很大的差别。绝不像搬运货物那样人多力量大。
应该说，院士们绝大多数是愿意在本领域作出新贡献的，但在时间安排上往往身不由己，成了“会议专业户”，有些院士自称为“评家”，即成了评审专家。参加评审的内容繁多，例如，评职称分系、院及校三级。有些人是“一竿子插到底”，一次评职称要花一周的时间。评基金又分省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部委基金，还有“973”基金及“863”基金，各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基金。每项基金一般有立项评审、中期检查和验收评审。各种奖项（省部委级及国家级）评审更是少不了院士们。各种名目的鉴定会更是使院士们为难，目前已形成一个共识，即项目鉴定会若参加的院士越多，报奖等级可以越高，有一次一个项目鉴定有9位院士出席，于是名院士可以当鉴定委员会主任，其余只好当委员。某省领导曾说过要让院士们“在主席台上有座，广播中有声，电视上有影”。这是一种典型的炒作。一方面显示自己重视院士，另一方面也是推卸责任，因为“院士讲话错了别人也不好反驳”。
目前，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已引起重视，我看对院士更应该减负，有些人长期承受来自自身课题及社会活动双方面的压力，身体状况欠佳。建议对院士的非业务工作量也应该有一个总量控制，例如，根据不同人员是否可以占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当然，已从政者不在此列。
院士这个群体由于年龄跨度很大、专业性质不同、身体条件各异,甚至有人病魔缠身,要求所有院士都能做出新的创造性成果是不现实的，年老体弱者可对年轻人起一些指导作用即可。我们只希望有条件的，尽量在所从事的领域先发挥作用，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过问一些相关学科的发展。但不应本末倒置。例如，有的专家多年未在本领域有创见，但提出“电动自行车将是21世纪的新成就”（其实上个世纪早已应用），还说：“克隆人真的出现也没什么可怕，我就是担心技术不够进步和完善而研制出来的不是一个健康人而是一个傻瓜或者白痴。”又把经过实验证明的无偏二极管说成是在科学上不可能实现的“永动机”。超出本领域的这些见解到底如何？值得商榷。
在今年的科技奖励大会上，我和其他获奖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听到温家宝总理语重心长地讲道：“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深感科技界责任重大。创新是在无数次失败后仍坚持探索才取得的，应该向张立同院士及黄伯云院士学习，院士首先应在本领域作出贡献。对于全社会应提倡沉下心来搞研究、鼓励创新并宽容失败，因为批评代替不了创新。（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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