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人员的地位和待遇目前虽然有了根本变化和很大提高，但还有不少地方值得研究和改进，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目前，中国有70％左右的科技人员在企业工作，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为企业和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发达国家科学家决定科学发展、工程师决定技术发展的格局不同，
造成以上这些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家建立了一整套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科技政策、计划、法规和奖励制度，多处向科学家倾斜。以科技投入为例，2002年我国财政科技拨款688亿元人民币，其中498亿元投入科研院所，137亿投入高校，仅有53亿投入企业（占7.7％）。
其次，国家对科技人员的评价指标（成果、著作、获奖、SCI与EI论文数等）倾向科学家。在中国工程院，如果不考虑工业部改制的公司,663位院士中，企业院士仅有10位，占院士总额的1.5％。这样的价值观和政策倾向不仅容易形成错误的社会导向，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年轻人都想当科学家，不愿当工程师；科技人员乐于到高校和科研院所，不愿意去企业。美国的一流科技人员大多数在企业搞发明创造，占据产业制高点，领导世界经济技术潮流；而中国的一流科技人员大多数忙于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发表著作和论文，产业关键技术却处处受制于人，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能力差。
再次，企业工程师生产技术任务繁重，工作环境和条件较差。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要努力创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但多数企业设备落后、工艺粗糙、高素质技术工人少；加上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过去只搞生产，不搞研发，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企业只能处在产业链的下游，企业工程师的处境也极为尴尬。
上述种种原因使中国的技术、产业发展形成了两个怪圈：一是产业关键技术长期“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二是国家技术研发仍在“课题―成果―获奖―职称”中循环，与生产脱节严重。“中国报纸上喜欢讲哪一项目填补了空白，其实光填补空白救不了中国，关键在于你哪项东西转化为商品和产业。”（杨振宁，1992）
中国要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关键在于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标准，关键在于企业研发要上去，关键在于改变企业工程师的弱势地位。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国家和社会密切合作和互动。
首先，要把握和遵循市场经济的技术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竞争，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导者是企业家，技术突破的主要载体是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我国的科技管理应该实现从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体向企业的战略转变，技术发展重点应该从科研院所和高校向企业转移。
其次，走“产―技―科”的发展道路。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有不同的模式：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科―技―产”发展模式，二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产―技―科”发展模式，三是前苏联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模式。实践证明，“产―技―科”的模式效果最好，近代的发展事实证明，美国、日本采取“先发展产业技术，以推动经济迅速发展，随后促进基础科学发展”的道路，取得了全面成功。中国只有打破“重实验室技术，轻产业技术”的旧的技术发展格局，走“产―技―科”的发展道路，才能改变企业工程师的弱势地位，才能改变产业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第三，建议对国家现行科技政策、计划、投资、法规、奖励等进行修改。国家科技政策应突出企业工程师的主体地位，把产业技术搞上去，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技术发展规划应以产业技术为核心和重点，形成以企业家和工程师为主体，吸收一定数量科学家参加的技术决策咨询机制。
第四，提高企业工程师的地位和待遇。“一个企业能否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企业的工程人员起着决定性作用。”（钱学森，1988），如果没有第一流的科技人员在生产第一线，就不会有一流的产品。因此，“企业科技人员的职业是神圣的职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给他们以应有的社会地位”（钱学森，1988）。人大、政协、科技等机构应该大力吸收企业工程技术专家，让他们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大力提高企业工程师的待遇，让有能力、有贡献的工程师先富起来，创造科技人员流向企业、一流人才流向一流企业的经济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