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抗日文化运动为什么都要提到“第三厅”？记者就此采访了党史专家。
专家们说，抗战初期，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国共合作的一件大事。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当时，我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要通过第三厅，来推动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广大
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最初都不愿意去这样一个机构工作。周恩来耐心地做了很多说服工作 可以利用第三厅这个招牌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看得太菲薄了”，如果能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颠倒黑白的宣传活动。正像当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回忆的，“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去三厅，但周恩来告诫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当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还是去了。郭老任厅长，我在郭老领导下工作。实际上，我们都是在恩来同志和长江局领导下工作。”郭沫若想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在三厅工作，周恩来劝他服从党的需要，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出任厅长。并要他说服田汉、胡愈之也到第三厅工作。
当时，日寇大规模入侵，一个个城市被攻陷，国民政府临时退到武汉。1938年上半年，第三厅在武汉成立，下设三个处，每处三个科。郭沫若出面请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三个处长中胡愈之主管一般宣传工作，田汉主管艺术宣传，范寿康主管对外和对敌宣传。洪深是六处第一科科长，负责戏剧音乐宣传。冯乃超是七处第三科科长，负责对日文件起草，协助鹿地亘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七处第二科科长董维健是留美博士，第一科科长杜国庠是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冯乃超是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高才生。还有金山、赵丹、冼星海、郑君里、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张曙等，这些知名演员、教授、导演、画家、音乐家、作家，为抗战不计个人荣辱，放弃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以一己之长投身各种形式的民众动员。第三厅最盛时有两千多人，聚集的名流不下百人，“名流内阁”的雅号由此而来。
第三厅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著名的“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还有战地慰劳总会、寒衣委员会。
为了动员全国的老百姓，陷侵略者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第三厅刚刚成立几天，就在武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周。开幕当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第一天，文字宣传日;第二天，口头宣传日;第三天，歌咏日;第四天，美术日;第五天，戏剧日;第六天，电影日;第七天，游行示威日。宣传深入到工厂、农村、前线、战壕。北伐时曾盛极一时的武汉，经过十年内战，有人说变成了一座死城，宣传周把睡狮唤醒了，几十万劳苦民众无比热情地参与各种活动。
两个多月后，“七七事变”一周年，第三厅又组织了纪念抗战一周年宣传周。据郭沫若回忆，其中的“七七”献金活动感人泪下。当时，国民政府政治部主任陈诚强烈反对献金活动，他对郭沫若说 “不行 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 哪里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台上来献，没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第三厅成立前，国民政府政治部搞过3天募捐，一共募得4千元 。结果，民众的抗日热忱使献金破天荒的成功。“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武汉三镇。献金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郭老说，“简直是狂了。”五天募捐100万法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献金的主要人物是谁呢？是擦皮鞋的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澡堂擦背的、餐馆跑堂的，甚至还有叫花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捐出一天的伙食费。第三厅下属的孩子剧团的小演员李少清，和街上擦皮鞋的孩子交朋友，一起擦皮鞋，又讲抗日道理。穷孩子商量好，献出一天擦皮鞋的钱支援抗战。当擦皮鞋孩子的代表捧着一堆零钱送到献金台时，四周民众拼命鼓掌，好多人眼泪止不住滚下来。老百姓有的献了一次又一次，有的献了十次二十次。不仅如此，好多人还跳上台子极热心地做义务宣传。5天中，很多民众义务宣传员喊破了嗓子。郭老说 “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
周恩来把当月的副部长薪水240元全部献出。毛泽东从延安打电报，献出他的国民参政员的月薪。
冯乃超当年曾负责把这次献金账目的报告编辑成书。郭沫若说，这书，“我认为是最宝贵的记录，这是真真实实人民的行状，其中浸润着多少爱国者的宝贵心血呀 谁有这本书，我希望不要轻视了它，不要以为只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零碎帐目而任意把它扔掉。认真说，假如今天谁还保存着这本书，我倒要奉劝他，把它当成国宝，子子孙孙永保用。”
（这本书值得国家博物馆收藏，哪位读者本人或亲朋好友有郭老说到的这本书，可与本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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