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抗战文化运动，有个意外收获。
一些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都说到一个现象，木刻版画在抗战时期的报纸、杂志、传单和各种宣传品上广为使用。1939-1943年间的爱国进步报纸，很多都有木刻副刊。老八路说，在解放区，从八路军臂章到边区流通纸币的图案，也都用木刻。
那年月木刻版画为什么
当时，很多外国人通过木刻版画来了解中国的抗战。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主编了《从木刻看中国》的中国木刻集，1945年4月美国《生活》杂志用专页介绍中国木刻，标题写着“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盟军回国时，曾争相收购中国版画，大约有600多幅。如今这些版画成了稀世之宝，每幅估价均在10万美元以上。
新波的《血衣》是木刻中的杰作:在狂风怒吼的夜里，远处，一队抗日骑兵勇敢地向敌人冲去;近处，一个游击队员右手紧握上了刺刀的步枪，枪上挂着亲人的血衣，血衣宛如一面战旗在风中飘扬，他左腿跪在祖国的大地上，左手握着拳头宣誓，向侵略者讨还血债，为死难的亲人和同胞复仇。画面开阔，线条清晰有力，形象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决不屈服的坚强意志。
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琦说，周恩来很重视木刻的宣传作用，他曾建议我们多创作一些木刻连环画，这是大众最易接受的形式。
像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实践者之一张明曹创作的木刻连环画《仇》，用20幅黑白画面讲述了一个铁匠投入抗战的故事：这个铁匠的家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瓦砾，他带着妻儿背井离乡。路上，不幸遭遇日本兵，妻子惨遭蹂躏，被强奸后又被残忍杀害。铁匠被鬼子在背脊上烙了记号，强迫去搬运武器。一天夜里他逃出来，投奔游击队。游击队怀疑他的身份，他裸露出背上的苦役烙印，原来也是受苦人，游击队收下了他。从此他参加军事训练和抗日宣传。一次他们从汉奸身上搜出敌人的密件，便利用这个情报打了胜仗。在战斗中，他成长为一个为民族苦难而复仇的战士。张明曹说:“这是中华民族要求解放而激起抗争的时期，每个人的胸怀充满着愤恨、反抗，这时候需要什么绘画呢？我们是需要最强烈、最现实、最简单的绘画。”“木刻能特别激动大众的心弦”。《仇》是1938年11月创作的，当年多次再版，印了一万册。王元化先生今天看到《仇》，立即想起年轻时早就熟识这些画面，连环画中的人物表情都清楚记得。
进步木刻组织在重庆经常举办木刻展览，郭沫若看到来自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作品激动地说:“中国就像一块坚硬的木刻，要靠大家从这里刻出大众的苦闷、沉痛、悲愤、斗争，由黑暗中得到光明。看见八年来的木刻，令人增加了勇气和慰藉。中国终究是有前途的，人民终必获得解放。把大家的刀锋对准顽强的木板。”内山完造看见这些作品很感慨，他说:“鲁迅先生在多年前辛勤的播种，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如果鲁迅健在的话，他将何等高兴啊。”
王琦回忆:记得那年在重庆，我们正筹备全国木刻展览，周恩来从延安带来30多幅延安的木刻作品。木刻联展闭幕后的一天，大家刚刚吃完晚饭，周恩来推门进来，他诚恳地说，木刻和漫画这两支队伍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现在木刻的基本观众仍限于城市市民和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他鼓励我们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扩大影响。
木刻运动在各解放区生气勃勃。奔赴延安的木刻版画家江丰、胡一川、陈铁耕、马达在“鲁艺”美术系当教员，沃渣任系主任，培养出一大批古元、彦涵这样的木刻人才。他们像战地记者一样，真实地记录和报道他们的亲身经历。当徐悲鸿在重庆看到古元的作品时，惊讶地连声称赞:“真好”，“真了不起”，古元刻画了延安的民主新生活，徐悲鸿当即表示要收购《割草》和《哥哥的假期》这两幅作品。
木刻是无声的，但它凝聚的历史是永恒的。时至今日，古元、彦涵、李桦、力群、赵延年、王琦等老一辈版画家的抗战木刻版画原创作品，已经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珍贵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