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可以分为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也可以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分法)。我认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也是何大安先生《经济学分类与经济学家分工》(光明日报,2005.7.26)一文已提及的问题是:众多经济学者不断涌入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的行列,而理论经济学家的
不难理解,当今中国,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经济收入也相应丰厚,同时因为纯理论研究难以快速出成果,在运用于经济实践上也难以立竿见影,纯理论研究者自然难以引起官方、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也就难与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相比。政府经济学家多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者尤其是搞宏观的经济学者一出名,就会被政府部门“收编”。这些学者也巴不得接受“收编”,因为此乃自己的学术见解被社会认可的最重要标志。这种现象与一些企业家一出名就想当官从政一样,有着共同的社会根源。这种做法,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它说明政府非常重视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自有其有益的一面。然而,过多的学者涌入政府经济学家行列,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的生态失调,更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监控体系的失调。
经济运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特别是当我们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非常重大。因此,社会需要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同时,理论经济学家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宏观经济良好运行需要有前瞻性的经济基础理论做支撑,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也需要宏观经济理论做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也需要理论经济学家从长远利益、公众利益等角度发出话语,使政府决策者听到更全面的意见。
正因为经济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任何国家,都应有恰当比例的最好的经济学家从事基础研究工作。中国目前非常需要从事基础研究的经济学家，但遗憾的是，忽视基础研究在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理论经济学家从事宏观研究,了解人类经济发展史,熟悉国外经济发展的现状,有可能对国内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做出比较和判断;更为重要的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像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有特定的角色定位,因而他们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应当指出,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中,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不仅应数量比例恰当、各有不可取代的社会定位和合理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他们共同的目标是保持社会微观和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同时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繁荣，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自经济学界提出,12年后写进党和政府的决议中,应当说它是诸多理论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学家等共同努力的结果。
理论经济学家要履行好自己的专业职责,就不应仅仅以纯专业的“专门家”为满足。现时代,自然科学家成了“对世界上越来越少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专门家,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成了“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少的”知识专门家。这固然是知识信息量无限增大和分工越来越细使然。但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家很少缩守一隅,以“纯专业”自居。尤其是经济学,它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不可分离，如果经济学家对所研究经济对象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体制没有深刻把握,对所研究经济对象所处文化传统和氛围不甚了了,对人和人性没有深入体察,是不可能真正研究好经济学的。没有马克思对社会政治和人的深入研究和把握,就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正因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才有了亚当・斯密的宏论:每个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都利用自己所支配的资本谋求自身的利益,常常比他真正有意去做时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正如阿弗里德・马歇尔所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而有关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说得很深刻: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经济学本身的构建需要上述知识和素养,经济学家若没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没有人文精神素养更是不可想像的。当然,理论经济学家主要还应从经济学专业角度介入公共社会生活,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公众看重的和社会最需要的也正是这一点。
没有在基础理论方面拓展、创新的理论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来说是残缺的,对国民经济发展来说是缺乏远见的;没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民经济运行来说则是危险的。我们不仅需要在基础理论上扎实构建的理论经济学家,同样需要勇于和负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