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是文物保护中的一个难点。在很长时间里，由于没有合适的方式，对大遗址采取的是一种不作为的保护方式，也就是说，严格规定了在遗址范围内不能做什么，但却不知道能做什么。于是，大遗址往往成了经济最落后的地方，严重阻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和谐互动，达到双赢的目的，作为大遗址
变荒土堆为展示窗口
陕西是我国的文物大省，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十分丰富，其中大遗址占全省文物资源近1/2,达14865处，全省107个市县都有遗址分布，有30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陕西是名副其实的“遗址大省”。陕西省现知的大遗址中，有的是中华文化起源的遗址，有的是封建王朝的都城遗址，有的是皇帝的陵园遗址。我国古代文化发展鼎盛时期的周、秦、汉、唐的都城遗址都分布在陕西，其地上、地下建筑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均是当时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典型代表，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拥有如此众多重量级大遗址的陕西，在为之骄傲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护和利用它们的严峻考验。
与西方古代石质建材不同，中国古代多是“筑土为墙伐木为梁”，历经千百年的战火与风雨，大多数地面土木建筑已荡然无存，即便有遗存，也只是些大大小小体量不等的夯土堆，展示功能太差。比如汉长安城遗址，在36平方公里的城址范围内，放眼看去，农田、房舍、树林、荒地，除了十几个不长草的大土包外，这里与其他地方的农村没什么区别，若不是文物部门人士的指点，记者实难想象，眼前耸立在绿树、荒草中的巨大的土堆，就是那座著名的未央宫，汉武帝曾在此威仪天下号令全国。面对这些荒凉的大土堆，人们能想象出汉朝当年雄踞东方的盛景吗？也正是由于这些遗址的展示功能不强，长期以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文化传播作用。
在遗址本体不受损伤的条件下，如何将它们变为传播知识的窗口，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西安市在此方面已有一些实践。他们根据遗址的具体情况采用了不同的保护展示方法。比如，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残存的建筑基台距地面较高，他们就用仿唐青砖将基台包砌起来，并准确修整出原殿基的形体，使观众可以登上殿基，直观地领略唐朝皇家殿宇的雄伟气势；汉长安城的桂宫遗址，由于遗址低于现在地面，他们就将遗址全部回填，并垫高1.5米，再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时地下遗址的布局形制在地面垒砌；汉阳陵陵园遗址完全在地下，他们就建造了地下遗址博物馆，工程计划今年10月完工，届时观众通过脚下透明的甬道，可以清晰地看到遗址的各个角落。
文物保护带动城市建设
陕西省十分注意把大遗址保护与当地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结合起来，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结合起来。
在西安，道北地区几乎就是“贫民窟”的代名词。就在这个“贫民窟”的下面，叠压着唐代皇城的标志性建筑――大明宫的遗址。大明宫建于盛唐时期，是当时长安规模最大的宫殿，它存在的270余年中，有240多年是唐王朝的内政外交中心。然而，这个后人追寻盛唐风韵的遗址，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只有丝丝遐想，而没有殷殷实利。由于受文物保护政策的限制，该地区不能铺设地下管道，生活设施很不完善。各种临时建筑鳞次栉比，两堵墙间仅有狭窄的小道可通行；用水从屋外接，污水向屋外倒，上厕所要走几百米；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住着几代人……这就是“道北人”的生活写照。随着社会发展，遗址保护区内外的生活质量差距越来越悬殊，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在《唐大明宫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今年，西安市政府一次性投入2.2亿元进行大明宫含元殿御道保护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该项目一方面可打开参观大明宫遗址的通道，与含元殿一起成为一处新的文物保护与展示的重要景点，另一方面还可以带动大明宫遗址整体保护工作，为建立大明宫遗址公园奠定基础。在拆迁过程中，当地居民给拆迁指挥部送去了38面锦旗和21封感谢信。他们说：“我们20多年前就盼着这一天，城市建设、环境整治都没有使之实现，最后没想到是靠文物保护实现的。文物保护使我们离开了环境脏乱的地区，离开了生活水平的低下，离开了交通拥堵，是文化遗产保护给我们带来了实惠。”
变累赘为经济增长点
汉长安城遗址也面临着与大明宫遗址类似的困境。遗址保护区内外的经济差距使人为破坏遗址的事件经常发生，区内居民未经文物部门审批私自盖房、办厂现象不断，严重影响了地上、地下遗址的安全，给遗址保护工作造成巨大压力。记者看到，遗址内有一些规模、体量较大的非法建筑，已严重破坏了遗址的历史风貌。为此国家文物局已致函陕西省政府要求限期拆除。
用良性引导实现遗址的合理利用，才能从根本上纠正违法行为。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居住在汉长安城的群众确实为遗址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61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当地群众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据统计，2004年遗址内居民月收入比遗址外居民少500元。利益的驱动是遗址保护困难的根本原因。正如当地百姓所说：“这不让做，那不让做，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凭什么受穷？”当地职能部门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今正积极携手社会、政府和当地群众，寻觅一种新的途径，比如改变当地单一的产业结构，以遗址旅游带动观光农业等，把阻碍经济发展的遗址变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遗址保护不仅是文物部门的行为，而且应该是社会、政府和当地群众共同的事业，应将大遗址保护与改善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生活质量相结合，实现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和谐共生，实现文物保护与群众利益双赢的目的。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说：“大遗址保护带来的效益是综合的，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城乡面貌的改善。我们的文化遗产不代表贫穷，不代表脏乱，它们将是最美丽的地方。”陕西省西安市的探索，也许可以给全国的大遗址保护带来一些新的思路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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