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资金实力、科技水平、市场运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五千年文明凝聚的文化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产业所独有，国际化的产业开发方式促使国际资本从传统的物质资源争夺转向文化资源的争夺。例如只有几百年历史、文化资源稀缺而文化产业强大的美国，其触角已经伸向文化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他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本国的文化产品，再卖到文化资源的输出国和其他国家，赚取大量利润。因此，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中国文化资源，发挥中国文化资源的本土优势，振兴中国文化产业，充分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产业下游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量
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就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服务的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通过英国实际情况的研究指出，工业的利润高于农业，而商业的利润又高于工业，劳动力必然由农业转向工业，然后再由工业转向商业。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1940年，克拉克吸取费希尔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研究成果，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结构的中心将按照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规律，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时序分析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不同发展国的同一时点的横截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这一规律被命名为“配第――克拉克经济法则”。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配第――克拉克经济法则”的作用下，世界经济的发展，从劳动力结构、产值结构等方面都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趋势。从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看，随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越小，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大；反之，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大，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小。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次序，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换。从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趋势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有份额较大，第二、三产业所占份额较小，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比重呈“一、二、三”态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有份额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比重变化为“二、一、三”或“二、三、一”态势。进入工业化后期，以金融、医疗、文化、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软化，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格局演化为“三、二、一”态势。
“配第――克拉克经济法则”的持续作用，使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和利润结构继续“分化――集中”，20世纪90年代飞速崛起了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卫星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就业重点和利润中心。这时候，人们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坂本二郎关于“第四产业”的主张，即将第三产业划分为脑力服务部分和体力服务部分两大块，并把脑力服务部分独立分化为第三产业的下游――第四产业。然而，第四产业还不是产业下游化的终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下公人等经济学家又主张将第三、第四产业中满足心理需要的文化服务和创造活动独立出来，称之为第五产业。丹麦未来学家蒙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精神需要成为消费的热点。文化产业作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已为世人关注，以精神生产方式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业的勃兴，也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总之，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是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的推动力量。
需求高级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拉动力量
产业下游化源于需求高级化。人类的需求剔除和动物一样的本能部分外，还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而精神文化需求为人类所特有，是人类智慧创造的结果。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需求和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同时滚动前进，并随时而变。人类物质需求的比重不断变小，而精神文化需求的比重不断增大，也就是人类需求演变的总轨迹是：从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出发，不断向精神文化需求推进。
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依生存发展关系的密切程度，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分为五个层次。一般而言，人类的需要确实存在着层次性，并且表现为人类行为的先后选择次序，如精神需要必须建筑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即人首先必须满足物质需要，然后再满足精神需要。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具体表现为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两个方面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用于生产的时间减少而用于文化休闲的时间增加。据科学家统计，原始人平均寿命18岁，劳动时间占全部生命时间的33.3%，空闲时间仅占16.6%；农业社会的人平均寿命36岁，劳动时间占全部生命时间的28.6%，空闲时间占22.9%；大机器工业时代的人平均寿命70岁，劳动时间占整个生命时间的10.4%，空闲时间占到38.6%；当代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劳动时间已降到整个生命时间的10%以下，而空闲时间超过40%。空闲时间的增多为文化产品消费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而收入及其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根据恩格尔系数所揭示的规律，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物质产品效用的下降和精神文化产品效用的提高。物质产品重要性相对降低，消费者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更讲究精神文化方面需要的满足。在现实中，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旺，消费量也越大。以美、韩、印度三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为例。美国20世纪九十年代，消费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吃穿住三大项生活必需品消费比例下降，文化娱乐教育和医疗保健两项的支出则明显上升。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表现为：吃穿住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明显下降，家具用品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也呈下降趋势，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提升快，比重超过服装、住房、家具用品、交通通信等。欠发达国家的印度，恩格尔系数高达50%以上，文化娱乐教育方面的支出仅为收入的3%。由此可见，经济越发达，收入越高，文化娱乐的支出和消费水平越高；反之，文化娱乐的支出和消费水平越低。
总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升级的力量，进而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是说，需求高级化是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的拉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