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环境史在中国兴起较晚，但我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深厚渊源与积累。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在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加之内忧外患，国事危殆，遂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上述基础上，兴起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同时也孕含催生了我国的环境史学。从实质上论，虽然两者在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上有共通之处，但仍属于两门不同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了新视角，那么环境史则为解读历史提供了新思维。
赵珍博士的《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具备为解读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西北历史提供新思维的一些特征。这就是运用历史学与生态学、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从清代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史实中，探寻自然力的破坏性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力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人与生态的关系立意，力求揭示人类生态系统失衡的原因，并在不忽视西北地区原生态环境脆弱性特点的同时，着重论证在生态环境恶化过程中，人类的过量介入引发的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体系的崩裂，以致难以修复，终于导致恶性循环。正是依据这一理论观点，作者从清代中央与地方官府主要为安置过量增长的人口，在西北地区推行移民屯垦、开放牧区放垦及抚辑流民垦殖等政策、措施立论，也即从人口变化与农业拓殖这两个关键方面切入，按不同区域具体论述了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本书对生态环境变迁的论述也是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特点以及生态环境诸要素中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森林生态与水生态环境两方面着手，努力探明区域性、阶段性变化特点，寻求这些变化与当时当地相关的官府举措、民间群体活动相互影响的关系，说明原因，总结经验与规律，以求链接历史与现实，为当前西北地区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动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书中还根据西北地区民族众多、清代许多地区农牧业经营方式屡有变易这一特点，强调应关注这类变化所造成的新的经济活动方式能否适应原生态环境；提出对于中央与地方官府颁行的制度性或政策性举措，不仅要注重其实际内容，还需跟踪其实施力度；对战乱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除注意战乱期间的破坏外，还需注意战乱后人们重建生活家园对资源存量的再索求过程等等。这些观点都颇具新意，不仅深化了清代西北地区环境史研究，而且对推动整个环境史研究也具有理论与方法论上的积极作用。
统观当前有关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确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不论是国内学者的研究，还是海外学者的研究，其主要成果都是专题性的或区域性的，尚缺乏通史性的宏大著作。赵珍博士在书中也提出，希冀借助此书的出版，抛砖引玉，在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基础上，引起学界对中国环境变迁通史的关注。这一愿望无疑是十分积极的。可以预期，继本书之后，今后还会推出一批有关我国区域性、断代性的环境史论著，并使环境史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更为精深与完善。在此基础上，规模宏大的中国环境通史也必将瓜熟蒂落，应运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