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前些时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科学家、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时谈到，中国正在组织制定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而且确定了未来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此语可谓切中要害。建设一般的人才队伍固然重要，但老是没有“冒”出来的杰出人才是不行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这些“‘冒’出来的杰出人才”其实指得就是“大师”。联想起前不久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辞世，人们悲伤之余，一个“大师时代渐行渐远”、“中国当代无大师”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时间，忧思声、质疑声不绝于耳。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并非没有意义，也决非无中生有、杞人忧天，更非哗众取宠。
笔者以为，现在惟一可取的态度是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教育。有人曾以“启功先生是小学文化”来反证教育并非出不出大师的决定因素，并以多位大师同样是低学历来加强这种论证，进而得出“大师并不是教育出来的结果”之高论。说理似乎透彻，但恰恰忽略了那些大师生长的年代。假如当时的教育足够好的话，这些大师决不会还是“小学文化”，而且大师完全可能出得更多。以几位大师的低学历来断言“教育的好坏与大师的造就无关”，其谬非浅！钱学森先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好的教育对大师或大师级科学家的造就之重要性。
其次，是科技体制的创新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误认为人才只须具备某一方面的特长,这恰恰走进了一个误区。这样的人就算是人才，其学养、修养均不深厚、全面，日后能取得的成就毕竟有限。须知，钱学森先生之所以是公认的大科学家，恰如其自己所说的那样，文化艺术等综合素养，使其科学思维开阔。而反观我们的科研管理机制，往往过多强调某位科技人员在某一方面的专长，而忽视其综合素养的提高，这不仅使其个人难能成为大师级科学家，还更使国家的科研事业蒙受“暗损失”。
由此看来，钱学森先生此番对温总理谈话的补充，显然是有所指。这里面无疑寄托着大科学家深沉的忧思和殷切的期望。早日读懂这番话的深意，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