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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发言摘登

2005-11-09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到第一线去到新闻现场去

人民日报科教文部记者赵亚辉

我是《人民日报》一名普通记者,在过去几年里有幸参与了一些重大和突发事件的报道。在采访过程中,我最深刻的体会是:作为一名记者,要深入到第一线去,要深

入到新闻现场去。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新闻事实的真相,才能和被采访对象面对面、心贴心,才能使自己感动,才能激发热情,产生灵感,采写出“三贴近”的新闻作品。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它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忠实体现,也是新闻规律的具体要求。我们说改进新闻宣传,提高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三贴近”。要做到“三贴近”,就需要记者深入第一线,深入新闻现场。

到第一线去,到新闻现场去!这句话说起来不难,但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在深入下去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困难,遇到艰苦,遇到意外,甚至会遇到生命危险。这需要记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也需要记者时刻做好各种准备,去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结合我的采访经历,我认为做好以下四种准备是必要的。

第一个准备是“勇气”。在现场采访过程中,可能会面对很多艰难险阻,在关键时刻要能冲得上去,这是记者的职责所在。

2004年岁末,突然发生的印度洋特大海啸震惊世界,20多万人在瞬间失去生命。海啸后3天,我奔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印尼亚齐省,是国际上最早到达重灾区的第一批记者。这是我第二次赶赴前线采访灾区和国际救援行动,虽然以前有在伊朗巴姆地震重灾区采访的经验,对灾难场面和采访困难有一定思想准备,但是亚齐灾难现场的残酷仍然让人震惊。

这里像是无数个“9・11”的叠加,半个城市已经成为废墟,大部分的建筑被毁,裸露腐烂的尸体比比皆是,散发的恶臭令人窒息,死亡、饥饿、疾病的威胁笼罩着整个城市。

在这里,首先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必须适应在成群腐烂发臭的尸体中工作。当时中国救援队赶往受灾最重的滨海区,进行遇难者遗体清理工作。队员们是全副武装,从头盔到靴子,但是我没有装备,只是临时借了一个口罩戴。废墟中有很多发黑破碎膨胀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还没有走近,强烈的恶臭就会穿透口罩。我们的队员没有迟疑,他们上前用双手搬运遗体,清理废墟。他们的勇气深深感染了我。我忘记了恐惧和迟疑,忍住难受,稳住情绪,也冲上去,找到最佳的角度,跟踪拍摄了全过程,用心记下现场的各种细节。

当时的重灾区,治安状况很差,而且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的冲突依然不断,救援行动是在军方保护下进行的。当时我采访拍摄完后,没有军人护送我回营地发稿,要等就会耽误时间。中国救援队现场工作情况是备受世人关注的,为了及时让中国和全世界的人们了解,我决定不等,孤身穿越整个城市,赶往营地,虽然途中遇到了一些危险,但是逢凶化吉,最终及时地给《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发回了大量图片和文字现场报道。

第二个准备是“意志”。有时候,在采访过程中,意志是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2004年8月,我作为唯一的记者随中美联合冰川科考队,前往喜马拉雅山区进行为期50天的冰川科考。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最高峰、海拔7694米的纳木那尼雪峰的冰川上,我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那是我们冲锋主冰川的日子,科学家们要从海拔5600米爬到海拔6300米的主冰川上打下冰芯,获取科学资料。之前,我们已经历经了十几天的攀登和准备,由于装备差,鞋有问题,我的双脚后跟被严重磨烂了。副队长就给我发了两双厚厚的毡垫和一双高腰胶鞋,让我穿着它和另外几名队员一起同行。但是在主冰川上完成采访工作之后,由于体力、装备和受伤等种种原因,在返回营地的途中,我们失散了,我孤身一人落在了最后。晚上9点,天逐渐黑了,我已经扔掉了干粮、水等任何能扔掉的东西,走了10个多小时,体能接近极限。凭着意志,我继续一步步摸索着,很幸运,当夜的月亮很亮,让我没有迷失大方向。又走了近5个小时,最终,在凌晨2点我一步一拐地到达营地门口,所有队员都等候那里,鼓掌欢迎我的归来。那一刻,我永远忘不了。

第三个准备是“心态”。在一线和现场采访中,可能会遇到很多艰难困苦,要有一颗平常心,同时要保持旺盛的斗志,才能克服各种困难。

在今年的珠穆朗玛峰复测行动中,我进行了全程的跟踪采访。在参加完秦岭的训练后,3月初我随测量队奔赴青藏高原,6月返回北京,在一线采访的时间超过了100天,可以说付出了别人双倍甚至三倍的努力。野外的跟踪采访,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很简陋,住的帐篷只能防风,并不隔热,“白天是火炉,晚上是冰窖”,白天很快会被毒辣的太阳晒透,帐篷里我们量过,温度超过40摄氏度,晚上则接近零下20度,近60度温差。珠峰营地气压和空气含氧量都不到北京的40%,平均风力超过5级,最大风力测出来有11级。夜晚的时候,大风吹打着帐篷,在翻身都很困难的睡袋中休息,很难入睡。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我也不幸生过几次病,吃了点苦头。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最真实的东西。这一次珠峰测量,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看到了登顶成功的喜悦,看到了测量队员的高兴。但是只有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工作,才能看到很多更真实、更难忘的场景:在藏北的冰天雪地里,露宿野外的队员们在零下20多度的低温里无人入睡;在海拔6000多米的测量点上,队员脱下自己的棉衣给测量仪器保暖;在从拉孜到珠峰的50公里土路上,队员们徒步行进,每隔50米观测一次……很多人不了解这样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才是这些队员们真正的生活,才是他们真正执行任务时最真实的场景。他们是一群很平凡的人,却做出了很不平凡的事情。

第四个准备是“忍耐”。很多采访的过程可能艰苦甚至枯燥,这需要记者能够忍受寂寞,忍耐恶劣的环境。

在完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报道任务时,我进入远望三号航天测量船,前往南大西洋海域执行飞船返回控制的关键任务。由于通讯不便,整个远航的76天里我几乎“与世隔绝”,船上的生活很艰苦和枯燥,随时还会受到风浪摇摆的折磨,我以前从没坐过船,这一次感受很多。我们刚刚驶出长江,就遇到台风“鸣蝉”。在摇摆中穿越台湾海峡,随后跨过南中国海和爪哇海。在横穿印度洋的十几天里,寂寞得几乎连一只鸟也没见到。在船上寂寞的日子里,我与后方几乎失去了联系,报道计划不了解,各种消息和情况不知晓。为改变被动局面,我采取“以不变应万变”方式,坚持每天把采访过程和远航感受记录下来,每天坚持拍照片,积累了数万字的“远望日记”。后来,部分日记在人民网上连载,当远望三号任务结束停靠南非开普敦港补给时,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几个华人还专门上船找到我,拿着从网上打印下来的《远望日记》说: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船员们的真实生活,他们太艰苦了,太伟大了!他们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开普敦的许多华人华侨和留学生都在传阅这个日记,看到这些平实的文字,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听到他们这么说,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觉得,这是对一个记者最高的奖赏。

以上这些实践让我深深体会到:如果没有深入一线,深入新闻现场,就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只有在一线、在现场、在群众当中,才能够发现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才不会被一些假相所迷惑。这对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弘扬新闻职业精神,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都具有深刻意义。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牢记党的宗旨,坚持正确导向,坚持“三贴近”,这是立身之本、立业之本。只有这样,文章才有根底,才有群众基础,才有时代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的作品。

做好每一件平凡的事

辽宁电视台采访部主任吉永成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与在座的老师和同仁们进行学习和交流。我取得的这一点点成绩,离不开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心、同志的帮助,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应该属于辽宁电视台这个光荣的集体。在这里,我只想把我近年来的工作、特别是从事农村报道的经历向大家做简要汇报。

我199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科技厅工作,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1993年调入辽宁电视台,历任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农村组组长,采访部副主任、主任。

12年前,我走进了辽宁电视台,从一名实习记者做起,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作为省政府机关第一次在应届高校毕业生中选拔的后备干部,我是以优异的成绩被选入辽宁省科技厅工作的。身为厅党组秘书,我颇受重用,入党、分房一路畅通,在亲戚朋友眼里是前途无量。然而,工作两年后,难以忘怀的新闻理想和难以割舍的新闻情结使我做出抉择:顶住家里亲戚朋友们的劝阻和反对,上交了居住不到一年的新房,毅然决然地走进了辽宁电视台的大门。

既然付出了代价,做出了选择,干就干出个样来。一位带过我的老师告诉我,要想当一名好记者,你就跑农村,多吃苦,去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吃苦我不怕,于是我二话没说,开始了十年如一日的农村采访生活。从那时起,睡农村大炕、钻牛棚、进猪圈,对我来说就变成了家常便饭。十几年来,我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农村采访中度过的,从未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节假日。抗洪抢险、抗击非典、防治禽流感,哪里艰苦、哪里有危险,我就主动要求去哪里。跑遍了全省100个县(市、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被老百姓们称为“铁脚记者”,累计有5年的大年三十深入农村采访,和农民兄弟一起过大年。

1998年,在采制30集大型系列报道《冬访农家》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桓仁县有个偏僻的小山村,过去由于许多山货运不出去,得名“臭里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交通不便、条件恶劣的村子,生产的马桶盖竟然远销到东南亚,这对我省其他同样条件的地区一定会有启示,于是决定前往那里采访。那年正赶上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地面积雪达一尺多深,而且通往村子的盘山路是村级公路,低洼不平,又没有护拦,十分危险,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去,重新选择其他的采访题目。但这个采访题材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为了采访到精彩的新闻,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冒着封山的大雪进山采访。一路上,我们经常要下车推车,棉鞋里灌满了雪,脚冻得钻心的疼,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走了五六个小时,终于来到这个小山村。村民们惊讶地说:“大雪封山,我们都出不去,没想到你们还能进来!”记得那天山里是零下40多摄氏度的气温,加上我们的棉鞋早被雪水湿透了,等镜头拍完我们手脚早已冻得没有了知觉。好在农家大嫂把炕烧得火热,我们从5点天刚黑就开始暖脚,直到《新闻联播》结束才暖和过来,早上起来洗脸得先用棒子砸开缸里的一厘米厚的冰才能取到水。后来,我们以臭里头村的今昔对比为题材,成功播出了报道《“臭”里头如今“香”外头》,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和老百姓心贴心地交朋友,才能找到真正鲜活的新闻,才能使我们的报道真正实现“三贴近”。

2000年的一天深夜,大约是凌晨一点多钟。一位辽西农民的焦虑声音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他的只有六岁的儿子不幸在一次车祸中受伤,来到举目无亲的沈阳治疗,除了去过他们村采访的我,他实在想不出还能找谁寻求帮助。我接到他的求助电话,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赶到医大二院帮着挂号、诊断、手术、住院,办完一切手续,天也快亮了。由于治疗及时,这孩子的腿保住了,已经上小学4年级,现在每年春节还给我打电话拜年。

2002年9月,我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曾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农村女孩,她因为病痛缠身,无钱医治,被迫辍学,只能在家等死。后来,经过媒体的报道,女孩得到捐助,成功地做了手术,她在信中说:“吉叔叔,在好心人的捐助下,我已经康复出院了,你上次和张鹏叔叔来采访给我的400元钱,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我可以在上学路上节省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早日把成绩赶上去。”她说她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所以她把她的名字赵倩改为“党兴”,她希望我们的党永远兴旺发达。后来我和同事张鹏回访赵倩时,她含泪给我们唱了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虽然唱得不够好,可饱含着深情,把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掉了泪。

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你把心交给了他们,他们就会把你放在心里。每到逢年过节,总会有几个我采访帮助过的老乡们带着自家种的大枣、蘑菇、花生等土特产来送给我。每一次我都会细心品尝这些沉甸甸的礼物,这里面有农民兄弟的一片真情。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我无法不提到我的妻子和孩子,是他们以特有的方式支撑着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理想和信念。妻子常说她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我觉得我就像一只风筝,是妻子不吝啬手中的线才使我得以越飞越高。

1993年底,我从省科技厅调入辽宁电视台,不得不交回了刚分的新房,妻子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那时候,我们俩很穷,很难承担租房的费用,我爱人工作的86中学的领导很同情我们,为我们腾出了一间装杂物的教室。因为是老楼,楼里没厕所,也没有上下水,最难的是夜间上厕所,要摸黑走到操场尽头的旱厕,由于我跑农村经常出差,妻子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可我们精神上并不感到苦,每次我出差回来,妻子总要在黑板上写上一首小诗,或画上一幅漫画欢迎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长这么大最困难的日子就是住教室的那段日子,最幸福的也是住在教室里的那段日子。

应该说,十几年的记者生涯,我是伴着荣誉走过来的,但我并没有因金杯银杯入怀而停滞不前,没有躺在荣誉上睡大觉,而是激励自己不断向前,使自己的业务素质得到飞速提高。我采制的《老曲家店户户添新井》、《创造历史》、《金色时节》等30多篇作品分别荣获中国新闻奖、辽宁新闻奖等奖项,成为辽宁电视台获奖最多的记者之一。

应该说,我为党和人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自进入辽宁电视台以来,我先后荣获辽宁省“十佳记者”称号、辽宁省“新闻标兵”称号、辽宁省“五一奖章”等荣誉称号。去年6月份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3家媒体对我的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我想,荣誉只能代表过去,我将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勇于牺牲,甘于奉献,争做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最后,我想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发言:“能够做好每一件简单的事就是不简单,能够做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就是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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