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与两年前记者采访他时相比并无差别，甚至精神状态还更好，82岁的他，面色红润，目光清亮。只是细细一看，才发现他右边颧骨上有浅浅的一道线。刘老腼腆地笑着说：“这是我近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了整容手术。待记者落座，刘老仔细地从小盒中取出助听器，缓缓地插入右耳，幽默地说“戴上耳朵”。每次采访，记者都有这样的感觉，刘老不戴助听器，听别人的话似懂非懂、自己说话缓慢，有时还答非所问闹点笑话，与普通老者无异。可一旦他戴上助听器，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恢复了学者本色，反应灵敏，话语滔滔不绝。
刘国光多年来专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开创了中国经济景气预测报告，现在谈起当前国家的宏观形势仍思路清晰：实施“双稳健”政策后，现在增长速度较高，又无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经济形势很好。要继续实行有保有压的中性财政政策、既不扩张也不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短期投资过高的行业要严控，对投资不足的行业特别是农业和社会服务等部门要扩充。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要拉长上升的经济周期，保持经济的活力；但拉长经济上升的周期并不意味着不要把偏高的速度适当地调下来；过于粗放的增长也急需向集约的增长转变。
刘老话锋一转说，消费不足的问题值得重视，要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消费增长上才能持续、稳定，关键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对公平问题刘老进行了特别的研究，前段时间集中精力，发表了万余字的关于公平的专题研究报告，这又是近年来经济学界的一大力作，不仅激发了经济学家们对效率和公平的讨论，而且他提出淡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和政府的肯定，这是顺乎民情民意的经济学思考。
刘老的谈话一直是平稳而理性的，对问题都是一二三四地条分缕析，只有谈到改革的问题时，刘老的神情更严肃了。他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多成绩，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国家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但改革的分寸怎样把握，需要反思，现在有许多事情假改革之名而进行，市场扭曲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远不是我们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当初所想象的。医疗和教育乱收费，穷学生考上大学读书难，穷人生病看病难，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住房。话至此，刘老似乎难以克制自己了，连说这些现象“令人忧虑、令人感慨”。
他说自己现在应该是休息的时候了，但休息不了，一方面还不断有活动要参加，另一方面自己还不断地考虑着问题。他没有别的嗜好，每天运动，做体操已坚持了几十年，早晚散步一小时。刘老自豪地说：“我每天的运动量不小吧，边走边思考，很放松。”其余时间，刘国光还是工作、思考，晚上看电视，还上网，他爱看的是自己的老本行――经济类的新闻和文章。每天不闲着，特别是这段时间又在搬家，就显得更忙了。刘老说几十年的家,几十年的东西,现在都分类清理,扔掉的、烧毁的、保留的一一归类、搬动,是体力劳动,更是脑力劳动,好多东西都忘记了,这次搬家清理又都想起来了。
半年前,刘老获得了中国经济学奖,他谦虚地说,感谢国家和社会给的荣誉,做学问自得其乐,对待遇和荣誉什么的没有多想。他很认真地说,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为公众利益服务。现在有的经济学家为企业和个人的私利服务,这是个人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私利而损害公众利益就要受到不齿。对那些为了私利给不法企业家歌功颂德,作虚假宣传的经济学家应追究责任。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实在不配这个称号。此外,刘老忧心地说,现在经济学教育研究领域里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的趋向值得警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不能削弱,这是关系我们改革方向和社会之本的大事。最近刘老为此专门写文章表达自己的忧虑,已得到领导批示,有关部门将研究落实刘老的建议。这是刘老感到欣慰的。
刘国光1923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到1982年期间，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3月―1998年3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籍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2005年3月，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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