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六，你比我还小两岁，还不到古稀，怎么就这样匆匆走了？！就在一个多月前，我给你打电话，你出去散步了。后来你给我打电话，我却不在。但听我老伴说，你的声音仍像健康人一样，于是我觉得你的病继续处于稳定状态，因而41年来的相识、相知与相处，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记得1964年我刚来外文所时，你已经在这里了。你的英俊身材与机敏谈吐很快引起我的注意，因而很快知道你是两年前从苏联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你在那里学会了意大利文这一中国紧缺的重要语种。我们的熟识首先是从打球开始的，每天两度的工间操，我们几乎都用来打羽毛球或乒乓球。也许是因为旗鼓相当，彼此就格外喜欢“寻衅”较量。而你常常凭着你的高挑个儿轻轻一扣，在我徒呼奈何的时候，你却得意地报以一笑。在乒乓球台上，你也往往以一记漂亮的长抽而轻易得手，我则使一个“怪招”很快扳回。这时你经常要“诡辩”一番，试图让我在精神上不能取胜……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玩，玩得愉快，也玩出了友情。即使后来“文革”中一度观点相左，我们也没有疏远这种友情。
“文革”后我们终于获得恢复业务的机会，改革开放更使我们有勇气突入某些所谓“禁区”。由于都是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共同的话题更多，一些基本观点也颇一致。这样，我们交往的空间就更大了，双方都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联手来干。为此我常去你府上磋商，有时一聊就是一个晚上，这时你美丽温柔的贤妻蔡蓉就及时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莲子白木耳，使我们沉浸在友情的温馨之中。也就是在那些年头――20世纪80年代中期，你奉命创办社科院外文所主要喉舌《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一心邀我跟你合作。只是由于我刚从多年《世界文学》编辑工作中摆脱出来，只想安心搞点研究，就没走编辑的回头路。我的态度得到你的充分谅解。此后，凡是你以《外国文学评论》名义召开的研讨会，都积极邀请我参加，并很看重我的发言。在有的学术论文评奖会上，你也力荐我的论文入围。后来你作为外文所常务副所长，对我的外事活动也给予大力支持。许多事例都让我感觉到，你是个讲友情的人。
虽然我对你的才能和进取精神早有察识，但真正领教到的还是恢复业务工作后的近30年。这时期的你犹如一匹勇往直前的骏马，既有勇气，又有胆识，在你主持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主题鲜明、目标明确的会议，对把握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的方向，及时介绍和引进国外的文学新思潮、新理论、新观点，进一步打开这一领域的新局面并凝聚外国文学工作者的合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作为学者和翻译家，你自己则通过有见地的著述和大量翻译与编纂工作，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与对话中，成了有实力的“文化大使”，特别是在意大利文学领域更成了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作为这一系列业绩的报偿，你多次获得国际嘉奖，其中最权威的当推意大利总统先后授予的骑士勋章、爵士勋章、意大利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
在我心目中，你不仅在业务能力的追求上，而且在精神人格的锻造上，始终是一条汉子。即使凶恶的癌魔向你袭来时，你也总是雄赳赳的，在为你提心吊胆之余，不禁为你一振，觉得你真是好样儿的。两年前，在癌魔凶险地从结肠转移到肝脏，生命受到更严重的威胁时，我去医院看你，你依然谈笑风生，给了我很大宽慰。尔后在化疗的有效控制下，传来的消息总是“稳定”。可是一年前我再去看你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当时我走进病房又退了出来，觉得见到的是不认识的病人。我问护士，护士仍指那个房间，我再进去时，倒是你先认出了我！这时我不觉一阵辛酸：你脸色铁青，而且消瘦得让人不敢相认，从来不戴帽子的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你解释说：你正在拉肚子。我们很快又谈笑风生，我又很快忘了你是个病人。不久又见你参加这个那个活动，我又放下心来。特别是最近，掐指一算，你抗病已近5年,常听人说，只要挺过了5年，那万恶的癌魔就会却步。想不到那坏东西终究还是不肯放过你！现在知道，你表现了多么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病魔步步进逼下，你从没有表现过畏惧，从没有长期放下过手中的工作，也从没有向亲友们哀诉过自己的生命危机。此刻我想到了瑞士小城卢采恩那尊有名的石雕，那头倒下而不甘放弃的卧狮。
同六，回顾你这一生，你是我国仅有的意大利文学重要专家，这样的专家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只有两人，除你之外，另一位是已故的田德望教授。这就是你的存在的价值，也是我们共同维护41年友谊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