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深化体制改革并列提出,且用了两个段落近600字的篇幅分别从“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和“实施互裴长洪说,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相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互动明显增强。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们就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恰逢我国进入加入世贸组织的后过渡期,对外开放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国际贸易、知识产权、能源资源等方面我国势必将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冷静应对。只有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摆到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建议》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深化体制改革相提并论。
裴长洪指出,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来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我国的一项长期任务。而就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而言,选准着力点至为重要。我们需要把握好四个关键点:一要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要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二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三要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的双向对外开放格局;四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裴长洪还以利用外资为例说明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努力方向。他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当初最主要的既定目标,即利用境外资金和海外市场,加速经济增长并扩大经济规模。从未来趋势看,虽然利用外资仍然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作用,但随着国际投资方向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主要矛盾的变化,利用外资将被赋予其他的作用和功能,中国经济对利用外资的需求将发生变化。这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也因此需要新战略和新政策。
裴长洪说,怎样利用外资,利用什么样的外资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我们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虽体现了这方面的要求,但很不充分,也很不明确;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缺乏差别化的激励和鞭策。这些不足,造成我们在利用外资效果上的局限性。这也正是“十一五”期间我国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进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裴长洪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着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继续开放服务市场,有序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吸引外资能力较强的地区和开发区,要注重提高生产制造层次,并积极向研究开发、现代流通等领域拓展,充分发挥集聚和带动效应”。这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在相关领域工作的同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经过长期思考探索才得出的结论。在制定“十一五”规划和今后的实际工作中,需要我们同样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加以贯彻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