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这是打破这一局面、突破这一瓶颈的开拓之作。这套书汇集了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调查者对当时中国社会多个方面的一些社会调查成果，它们既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直接描述和记录，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社会调查学术史的早期记录，反映了第一代社会学者的初步考察和研究结晶。其中许多问题是人们今天仍然在关注、仍然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早期的学术开拓也是人们今天继续研究、重新起步的基础和阶梯，因此这些资料具有双重史料意义。这套书的出版，以及已列入计划的后续系列的出版，给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基础性资料，在近代社会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上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此套书甫一出版，在学术界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近期召开的一次出版座谈会上，海内外社会史研究专家均高度评价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以下简称《丛编》)对于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学术价值。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丛编》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计划我比较清楚，很早夏明方与我聊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目前很多人做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延续三十年代人所做的工作，而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有许多也是那个年代的学者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够回答完毕的，这可能是由于战乱和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变化的缘故。今天各方面的条件很好，但是我们在学术自觉上，并不见得真正了解前辈所做的工作。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自己，一方面认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引进的是西方的新概念、新东西，另一方面，认为我们的努力就是创新性工作。实际上，看了这些东西后就知道，很多前人所做的工作我们并不知道，很多前人所做的工作，我们今天没有做。
福建教育出版社是非常有眼光的。这套书虽然有点缺失，但很有价值，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给予今人很多学术研究的参考资料，不至于使今人为了资料到处乱跑，如到国图等地，还得花钱复印。关键在于怎样尊重前人的成果，这不仅是学风教育的问题，更是怎样对待学术老前辈的学术精神的问题。二三十年代形成了全国性的调查风气，为什么不光是全国性的著名大学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很多地方省立大学的学者，有些是从国外回来，有些是土生土长的，都在调查。那时有这么一个重视调研方法、重视实地调查的风气，为什么今天好多调查还不如那时？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会成为一个契机，以后有更多的资料书出版，这对于学术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关于这套书，有很多难找的资料收到里面了。比如“宗教民俗卷”《山东庙会调查》（山东民教馆编）很难找，我在山东省图都没有找到，只是在这里才一睹全貌。他们调查的社会情况在今天还在继续，或者说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兴盛了。比如安国药市，直到今天也是北方和江西樟树并列的一个大的药材市场，药王庙会直到今天香火很盛，但是在民国时期情况怎么样，我们前辈学者的调查作了记载。这些调查有很多对后来学术发展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套书的出版无论是从编者的角度，还是从出版社的角度都是做了功德无量的事。
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讲师）：看到这些材料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觉得很好。七十年代搞研究困难很大，找到目录后还要去查。材料很分散，每个图书馆只有一点点，只能是一家图书馆一家图书馆地去跑，复印费又很高。搞研究，就得把材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很多地方不配合，不能把资料借出。现在，这套丛编把所有资料合在一起出版，真是功德无量。宝贵的材料为什么不能合在一起？过去，学者搞研究，随便找个材料就发表议论，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这个项目（出丛编）非常重要，是要支持的。
我注意到丛编里收录了孟天培、甘博的二十五年来北京物价调查，后来甘博又续编北京25年的教育。甘博还发表了很多文章，很重要，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有许多。甘博曾在门头沟作过调查，再配合我们找到的明清时期门头沟材料，这样，从明清到乾隆、民国时期，整个历史就能贯通了，这是很好的。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这套丛编尽管还有一些不完善，但是还是值得做下去。出版社能出这套丛编，很有眼光，也有很大的魄力。
近年来，社会史的研究在史学领域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学科，成绩很大，发展的势头也很猛，研究的眼光、学术兴趣也在不断地拓宽。但正因为发展得太快、太猛，我觉得事先的准备不足。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史学科本身讨论得不是很充分，对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很多人认识不清。他们表现出两种倾向：一个是无限扩大，另一个是无限缩小。无限扩大的人把社会史变成无所不包的东西，就像文化史一样。关于文化有几百种定义。其中一种流行的定义，认为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按照这个定义，所有人类一切的活动都是文化史。无所不包，好像十分重视文化史的地位，实际上取消了它自己的特性，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文化史，文化史也就等同所有的历史，它也就没有自己的特性了。社会史也是这样的问题，也面临着无限扩大的问题。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人类史都是社会史。这好像是提高了社会史的地位，实际取消了社会史的特性，反而不好。这是一
个倾向。另外一个倾向，就是将社会史研究碎化，零碎化，不要去研究宏观问题，只研究具体问题就可以了。研究社会史就是研究具体问题史。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刚才赵世瑜讲了，就是学术史的问题，就是尊重前辈工作的问题。出版这套丛编，对我们借鉴前辈的思索，明确社会史的范围、特性、任务、特点有很大的帮助。除了为大家研究提供方便外，在思想的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是学风的引导。这应体现在三个方面：1、尊重中国
历史学重视史料的传统。这些年来，这个传统相对有些被忽视，真正地踏踏实实地从基础资料做起很多人不太愿意。社会史的一个特点是资料很散，从基础做起，为他人做嫁衣，不太有人愿意去做。五十年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贡献巨大，为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它远远超过了多少篇论文、专著，培养了不知道多少个博士。从这个意义上讲丛编就应该继续做下去，大家不愿意做，我们来做。2、内容上，社会史离开田野调查、社会调查就很空洞。现在很多人忙于建立自己的体系，自己的框架。实际上二三十年代大师们没有跳出田野调查的范围。而且这个调查不像今天的调查，学术大师们田野调查的方法应给我们以启示。3、要尊重前人的成果和科学劳动，这是我们当今学术界比较忽视的地方。学术要创新，历史学学术创新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必须符合历史实际，要受到历史实际的检验。客观真理要受实践检验，历史学必须受历史实际检验。有些“创新”实际上是很荒唐的。第二要正确地对待前人，正确地对待传统，正确地批判继承前人成果。这样才有合理、有价值的创新。这是当前社会史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从当前的学术状况来说，我觉得后者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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