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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和谐发展

2005-11-2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梁言顺 我有话说
《社会发展精神特性论》一书(以下简称《特性论》)是栾贻信、袁俊平二位先生合写的一部新著,顾名思义,它是研究社会精神文化现象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该书提出生态、物质、制度、精神四大社会文明互动共生、和
谐发展的观点,似乎可以启迪人们加深对我党提出的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深刻内涵的理解。

《特性论》一书作为一部论述社会发展精神特性的著作,它所涌动着的以和谐求发展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整个研究的始终。简而论之,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从研究模式看,以往关于社会发展精神特性的研究,大多从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入手,从决定论与被决定论的理论视野,考察精神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由此来确认精神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从研究模式看,这是一种串联式的结构模式,一种对构成一个社会的主要要素之间相对静止的外部关系的考察,它概括了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内容,而且经济和政治确实对文化(精神文化)有决定性作用,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模式,同时也指出,这一研究模式更多地强调三者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对三者的互动关系注重不够。作者为了从对构成社会主要要素的外部关系的考察转向内部关系的考察和更好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便对其研究模式进行了转换,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静止的串联式模式转变成了由生态、物质、制度、精神四大文明互动共生、相异共荣的动态的并联式模式。这一研究模式的转变不但扩大了研究的理论视野,而且如作者所说,它似乎能够更好的揭示“生态、物质、制度、精神这四大文明作为社会有机系统的要素,它们在整个系统中虽然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但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渗透,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意蕴,体现出社会的发展是种整体性发展。”就此来看,作者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只是它更强调了社会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社会统一体的内在的和谐,或者说生态、物质、制度、精神四大文明的互动共生和谐发展的基本特性。也正是《特性论》一书的这一最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它是符合和谐社会论的总体精神的。因为我党提出的和谐社会论的内涵是要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认识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全方位的和谐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该书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对这些观点的阐释,是有助于对和谐社会论的深刻内涵的理解的。

作者为了更好地阐发社会和谐发展的观点,特别是生态、物质、制度、精神互动共生、和谐发展的观点,在分析古代社会的精神特性时,提出了古代社会是一种四大文明的不平衡的互动,因而它是一种发育不够健全的社会;而近现代社会是四大文明非整体性的互动,或者说是生态文明缺席的互动,因而它是一种非和谐的畸形发展的社会。特别是对现代社会四大文明互动关系的分析,似乎更有针对性,也更有现实意义。尽管作者的分析很难说准确,但以这样的理论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特点,应该说有它的独到之处。这也说明,我党提出的和谐社会论之所以突出强调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是互为变量的,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难以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就此来看,作者对现代社会四大文明互动关系的分析,对加深和谐社会论的理解是有启迪价值的。

《特性论》一书对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论述,也不是就一种文化现象谈一种文化现象,而是既承认某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固有的本质特性,又从关系存在的角度揭示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互动共生的特性,而反对某一类文化一枝独秀、畸形发展,从而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正如作者所说:“从精神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角度考察文化的本质特性,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其优势本身就潜伏着它的劣势,没有只有优势而没有劣势的精神文化。所以,对精神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探讨,必须是整体性和互补性的,不适当地强化和突出某一种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把它看作是决定性的(如科学文化),就会使它自身的缺陷超出自身的范围放大为整个文化的缺陷,久而久之就有可能酿成人自身的精神危机和社会的畸形发展。”可见,坚持生态、物质、制度、精神四大文明互动共生的思维方式,强调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是该书写作的主要特点,是该书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社会发展精神特性论》

栾贻信、袁俊平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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