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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集萃

2005-12-06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先秦齐国与稷下古典自由主义

蔡德贵在《论先秦齐国与稷下古典自由主义》(刊于《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并不缺乏自由

主义传统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及稷下学宫,就已经产生了中国古典的自由主义。产生古典自由主义的物质基础是齐国工商业的发达;诱发自由主义的是齐国政治上的自由放任行为。齐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引发了齐国学术的空前繁荣,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学风。在稷下学宫,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学者,形成了生动活泼的“百家之学”,这是先于魏晋风流而出现的稷下风流。

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

刘玉峰在《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刊于《文史哲》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唐前期的土地法规和土地制度,共同规划安排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二元土地所有权的状况,其中国有土地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体现了国家主权意志、法权意志和统治意志,体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和操控。同时,唐前期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把当时的土地所有权视为单纯的国有或者私有,都失之片面。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溯源研究

刘超在《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溯源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刊于《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对中国人种起源的探讨是20世纪上半期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话题,经历了一个从“西来说”到“土著说”的过程。这一转变,考古发现是个重要原因,但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民族情感,二者共同促成了“土著说”的确立。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西来说”与“土著说”是一脉相承的,都蕴含着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在20世纪上半期发生的有关民族溯源的学术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也映照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国民”思潮的成就

车冬梅在《论“新国民”思潮的成就》(刊于《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清末民初的“新国民”思潮引起学者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反思;初步培养起近代中国人的国民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科学意识;促进了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它是以拯救民族为出发点,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以塑造适应中华民族现代化要求的新型国民为目的的爱国进步思想潮流。

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

郑大华在《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刊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的基础,强调发达民族思想、培植民族意识对复兴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创作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反对西化思潮,提倡思想的自主权,并通过对过去的印度文化、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探讨和比较,寻求中国未来文化的出路。他认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出路,既非西化,也非复古,而是创新,中国未来文化的“新方向”,应以“造成以精神之自由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为中国未来文化的“总纲领”。把这一探索置于抗日战争的具体历史环境下考察,或者把它置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大视野下来考察,都不难发现其积极的意义。

“日落国”考证

廖大珂在《“日落国”考证―――兼论明代中国与罗马教廷的交往》(刊于《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明成祖即位后,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派遣郑和下西洋,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永乐年间,“日落国”入明朝贡,然而“日落国”究竟位于何处,至今仍是一个谜。事实上,中国记载的“日落国”即阿拉伯人所谓的Djabulsa,中国史籍中又称“茶弼沙国”,指的是欧洲,而永乐年间入贡的“日落国”即罗马教皇国。“日落国”的入贡,是明代外交和郑和下西洋的一大成就,也是中欧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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