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一种好的风气，潜移默化地陶冶、浸润着人们的高尚道德情操；而某些不良的观念和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则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侵蚀着社会的健康机体，纵容着消极和丑恶现象招摇过市。不清朝乾嘉之际担任过大学士、军机大臣的王杰，在一封奏折里，讲到乾隆中期以前，政风清明，“其时上司亦皆廉洁公正，题升调补，无可营求，即无所谓馈送：州县食其廉俸，自可宽裕，无所谓亏空之说。迨乾隆四十年以后，有擅作威福者，箝制中外，封圻大臣不能不为自全之计，而费无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馈送之外，上下又复肥己，久之习以为常。”“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转为之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其虚出通关而后已。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至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从风，恬不为怪。”（《清经世文编》，《请核实亏空通驿站疏》）王杰在这里动态地叙述了乾隆年间政风由好转坏的过程，官场上贪污贿赂“靡然从风，恬不为怪”，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少数“天良未泯”的官员不肯或者不敢接受贿赂，倒反而变成了另类，要受到上司和同僚们的劝说或者围攻了。
风气败坏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它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假恶丑的东西，“积久成是”，变成似乎合理的存在，甚至造成一种不得不随波逐流的态势。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所说：“天下之患，莫患于知其不可，而群趋于不得不然之势。”（《章学诚遗书》，第327页）这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在贪渎成风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肯同流合污，想独善其身，也是难乎其难，弄不好还会反罹其祸。在晚清，河工是有名的肥缺，乃“国家之漏卮，官场之利薮”，任职于此的大小官吏，不但对治河经费任意挥霍，大肆侵吞，而且大家对此也习以为常，视为固然。同治、光绪年间，苏廷魁任河道总督，这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在当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任期间，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他与河南巡抚一起奏请100万两银子堵塞。他亲自督工，“买料俱亲经手”，决口很快合龙，经决算，还剩下工程款30万两。巡抚主张按惯例由二人瓜分，苏廷魁坚决不允，力主“奏缴还部”。巡抚的贪欲没能满足，羞恨交加，便倒打一耙，捏造罪状，上章弹劾苏廷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户部对苏廷魁的做法也大为不满。原来“向来河工告成，无不浮冒虚报者，外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贿部，遂不驳。今苏公缴还余银，除此陋规，部中亦恨”。于是，户部在苏的奏折里挑出“不合例数条”，同河南巡抚一起参劾。在内外夹攻下，苏廷魁最终落得个“革职”还乡的下场。（欧阳昱：《见闻琐录》，第91页）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风气的败坏，实实在在地起着“扶邪压正”的恶劣作用。
风气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政治，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清代的前中期，除了少数享有特权的王公贵族外，社会风气总体来说是淳厚俭朴的，到乾隆中叶以后渐趋浮华，尤其到了晚清这个封建末世，追求挥霍奢靡就成了时尚。侈靡之风首先从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官场和聚敛着大量财富的商界刮起，这些人成天出入于花街柳巷，沉溺于酒食征逐，“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这种风气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拿首善之区的京师来说，“京师最尚应酬，外省人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往来馈送，以及挟优饮酒，聚众呼卢，虽有数万金，不足供其挥霍。”（《道光都门纪略》，第320页）可惜在这种声色宴饮的酬酢中却恰恰掩盖着人情的淡漠。《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对此感叹说：人们对“迎送宴会年节之仪、婚丧寿庆之事，亦恒喜耀其外观，有一不臻华美者，则歉然哗然，自尤而人非之。至于精意之存亡，真诚之有无，乃相与置之勿论”（《郑观应集》，第380页）。人际交往一旦失去了真情，剩下的便只是功利和虚伪了。
不能把这些现象简单地看作只是一种生活陋习。事实上，在奔竞钻营成为恶劣风气的大环境下，一些人正是靠这些作为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而某些饱学之士却常常因不善此道而困顿淹滞，潦倒终生。我们可以举桐城派古文创始者之一的刘大c的遭遇为例。刘大c在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中这样说：“仆赋资稚鲁，又生长穷乡，不识机宜，不知进退，惟知爱慕古人，务欲一心进取，而与世俗不相投合。心甚方，虽凿之不圆；舌甚钝，虽磨之不利。单身孑立，无亲旧以为攀援，无钱财以资结纳，无华颜软语以媚悦贵人之耳目。日在京师与缙绅士大夫相接见，而舛戾乖违，不得其欢心，而只逢其怒气，”以致“客游京师八九年矣，皇皇焉求升斗之禄而不可得”（《刘大c集》，第120页）。在刘大c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良风气怎样成为扼杀人才的软刀子。
难怪顾炎武反复强调，“风俗者，天下之大事”，“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日知录・廉耻》，《与人书九》）这样的历史经验，实在是值得我们深刻吸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