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认为，富于原创的治疗性的哲学家们“思考事物的新方式在于对那些曾经困扰过前人的问题予以解消，而非予以解决”。从这个标准来看，马克思无疑属于治疗性的哲学家。马克思生存论开拓的新方向，抛弃了笛卡尔、意识哲学主要指的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形而上学。它的整个提问方式和问题框架是在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围之内进行的，根本旨趣在于获得确定无疑的知识和真理。就其特点而言，意识哲学遵循的是本质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思路。在它那里，存在着一些对立的范畴：经验／超验、现象／本质、相对／绝对、暂时／永恒，这些对子的前半部分是不真实的虚幻的需要克服的方面，后半部分才构成认知主体真正的对象世界。通过理性的静观的认知，意识哲学要求把握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对于意识哲学来说，本质的真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在于理性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达到本质领域。
意识哲学的内在困境在于，意识始终无法穿越自身，切中外在的超越之物。也就是说，意识和外在对象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始终成为意识哲学家们摆脱不掉的梦魇。笛卡尔把精神和物质二者看作是并列的实体，从而陷入二元论。莱布尼茨认为每一个单子是一个灵魂，并且是“没窗户的”，因而意识根本不可能从密不透风的单子里面出来。康德设置了现象和物自体的对立，最终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黑格尔认为实体即主体，表面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由于他把对象性的性质本身看做自我意识的障碍和异化，把对象看做自我扬弃的东西，看做一种虚无性，认为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本质不过是知识，这样，自我意识的外化和回归自身，不过是意识在自身之内的巡游，根本没有走出意识范围的一步。马克思批评道：“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胡塞尔对于认识的内在性和客体的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困难有清醒的认识，他无奈地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达到客体并且如何能够无疑地确定这种关系？如何理解，认识在不丧失其内在的情况下，不仅能够是切合的，而且能够证明这种切合性？”
追根溯源，意识哲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逻辑出发点预设。黑格尔认为，笛卡尔是“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笛卡尔通过怀疑论的方法，确定了无可怀疑的哲学出发点，这就是“我思”。这里的“我”是非物质的存在。整个近代哲学的原则性基础就是笛卡尔确立的“思维”。然而，这样的出发点注定近代哲学必将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原因在于它已经把认知主体抽象出来，从而使得认知客体也只能成为抽象的存在。海德格尔说：“只要人们从Ego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
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在于，他不是遵循着意识哲学的思路解决意识哲学家们的根本难题，而是放弃了知识论的路向，转向生存论的探索，从而贯穿了内在性。生存是人的生存，它不是实存，不是现成的存在者，没有先定的本质，而是在本身，是在的过程，是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筹划。
马克思生存论与意识哲学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它的立足点不是“我思”，而是“现实的个人”；它的对象不是表象世界和意识的构造物，而是现实生活世界；它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的基本态度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根本目标不是认知，而是实践和“做”，也就是说，它强调实践关系相对于理论关系的逻辑优先性；它的发问方式不是“是什么”，而是“应当是什么”；它的研究主题不是实体和知识，而是生存和智慧；它的思考路径不是还原的，而是生成的；它的思维方式不是主客二元分立的近代形而上学，而是“天人合一”的总体性辩证法；它的性质不是概念的、逻辑的、反思的，而毋宁说是“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前反思的”。
从“我思”向“现实的个人”的移居，这是马克思生存论之所以可能的根本之点。海德格尔称之为“思想之居所的革命”。“我思”是纯粹的精神和思维，构建的逻辑体系是一个概念和范畴的大厦。基于此，有人认为近代哲学是“概念游戏”、“思维训练”。“现实的个人”冲破了理性／非理性、灵魂／肉体、心／物这样的二元结构，直接指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生命个体，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
马克思生存论开拓出共产主义境遇，其展开方式是资本批判和宗教批判。资本世界的最大特征是，丰富的生活世界抽象成了单一性的可以量化计算的货币关系。就其本质而言，货币乃是一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世界的货币化也就是社会关系的物化。物化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以物与物的方式表达，人的尊严和价值若不能得到物的表达和实现，就是没有意义的，不被认可的。货币使得资本增值成为可能。马克思深刻洞察了在作为货币和资本的物的外表下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种种拜物教的出现，就其根源而言，乃是人与物的关系颠倒的必然结果。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不是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而是以物的方式对待人。资本好像具有了独立的生命，控制和驾驭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物化的颠倒的世界。与之相反的论调严厉批判资本的颠倒和异化，呼吁抽象的人性和绝对命令式的道德，强调宗教的救赎。然而，这样的道德呼吁只是在最极端的意义上构成资本的对立面，成为现代人的精神避难所，内在地镶嵌于生存论所批判的意识哲学之中。马克思既不同意资本的逻辑，也不同意宗教的道德救赎，而是要求在现实层面上改变这个物化世界的颠倒状况。这种状况的彻底改变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共产主义的状况：“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