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浙江大学数学系重量级学者,风华正茂的他从2003年1月起,任浙大运筹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
今年5月20日,数学系组织老师去庐山,何勇很难得地带上了妻子和儿子。回来后,他突然发起高烧,但是他没在意,还坚持高考阅卷结束后才住进医院,一查,是肝癌晚期,回天无术。
“他是数学系里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运筹学家。运筹学研究论文很难,别人两三年才能发一篇,何勇半年就发了15篇,他的脑力和体能真是处于超透支状态。”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刘克峰主任说起何勇的去世,叹惜不已 “最好的运筹家没有筹划好自己的生命！”
何勇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姚恩瑜感慨地说 “何勇英年早逝,工作太拼命是重要原因。他每年要给很多一年级本科生讲基础课,还带15个硕、博研究生,还有科研工作、学科建设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真的太累了！”
何勇的妻子说,何勇基本上没有在饭桌上吃过饭,吃饭的时候也都是一手端着碗,一手拿书或是打电脑,从来没闲过。生命弥留的时候,何勇躺在病床上还要求看看书包里的书,其实“书包”只是搭在他肩上的被单。“他是太累了,肩上一直感到重啊！”同事张国川老师清晰记得何勇一直背着的那沉沉的书包。
年轻的博导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留下了他热爱的事业和伤心欲绝的家人和同事。中青年知识分子“过劳死”这一沉重的话题再一次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像何勇这样“过劳死”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上海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比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35岁左右的中青年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目前肩负的“担子”日益加重 一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一边在为人才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另一头也为他们加上了职称、论文、专著等等“重型砝码”。学术上的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要照顾,而一些对自己要求甚高的知识分子,又给自己设定了重重目标,迫使自己日复一日承担“完人”的使命,而忽视了“革命的本钱”。
专家指出,过度劳累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直接导致死亡的一个病因,而是加剧病情严重的催化剂。只要平时多加注意,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所以,关心中青年知识分子,“以人为本”是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值得注意的问题,应更多地为他们身体着想,强制执行有效的年度体检等措施。而知识分子本人也应该学会适时地放松自己,注意锻炼身体,快乐地工作生活。唯有如此,才能在事业上像恒星一样永久地发光,而不是像流星瞬间辉煌而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