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讯高度发达，声像无处不在的文化语境里，一切机敏而有追求的作家，都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自己笔下发出的文学信息――作品，从汹涌澎湃、漫无边际的信息――作品大潮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这种思考平心而论，作家群体中的姿态化现象，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它是同历史长廊中的都市笙歌和儒林嚣闹连接在一起的。而一些历史的细节又告诉我们：不能把“姿态化”简单、全部地看成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在特定的外部条件下，它有时也能产生积极的作用。比如《全唐诗》所提供的材料，初唐诗人陈子昂的成名便是得益于自己设计的一种“姿态”。这位后来以慷慨苍凉的诗风名垂诗史的大诗人，初到京城时，因为默默无闻而徒有抱负。为了尽快引起文坛的重视，他于闹市之上，花重金买了一把胡琴，并声称自己精于此道，愿听琴者，明日可到自己的居所。第二天，登门听琴者甚众。子昂却出人意料地摔碎了胡琴，而将自己的诗文百轴“遍赠会者”，结果“一日之内，名满天下”。这里，姿态帮助了诗人的成长，也算功莫大焉。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对于作家和创作而言，姿态的积极意义毕竟是有限的；在更多的时候、更多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一种损耗，一种伤害，一种得不偿失甚至饮鸩止渴。这当中一条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底线是：不能因为热衷于姿态而放弃真诚。在这方面，古代作家亦曾留下过弥足珍贵的教训。比如晚明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郎，是自谓写文章“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他撰写的一系列“性灵”之作亦确乎如此。只是一旦评价起文学的历史，便仿佛换了另一副笔墨，而一味地故作惊人之语。用中郎自己的话说便是：“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此等言说出自反对泥古和复古的中郎之口，或许不无矫枉过正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讲，却是一种姿态，即意欲凭借言辞的耸人听闻而暴得大名。由于这样的言辞
既不符合文学的实际，又背离了论文的真诚，所以，它全无学术价值可言，也很难赢得真正的嘉许。而论者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仅文学史上有人指责其“机锋侧出”、“流弊丛生”，而且今天的研究者谈论其创作，亦每每免不了“为文造情”、“哗众取宠”的诟病。
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姿态，鲜见陈子昂式的坦诚与机智，而屡显袁中郎式的虚浮与轻狂。不是吗？仅仅为了吸引文坛的视线和读者的眼球，有的作家热衷于描写人的欲望层面的生活内容，喜欢渲染人的原始的、粗俗的动物本能，甚至故意展览一些荒悖污浊的畸恋场景，完全丢弃了文学作品在表现这类事件和行为时所应有的廉耻心和羞怯感；有的作家致力于寻找边缘性的题材和编织传奇性的故事，并不惜放大其中的暴力和罪恶因素，一味追求暧昧性的感官刺激，置文学的审美规律于不顾；有的作家明明是写了一部严肃的作品，却偏偏要为其冠一个惊世骇俗的书名；有的作家家事和经历原本平平，但竟然大胆虚构出若干看点，以纪实的形式或文体予以披露，迹近欺世盗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学术界和文学评论界。比如，近年来明显缺乏科学性、公允性和宽容性的所谓“酷评”，但迷漫着一种焦灼和狂躁之气，贻人以沽名大于求实的感受。
毋庸讳言，在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中，脱离了真诚的姿态化倾向，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存在。然而，同样毋庸讳言的是，此种屡屡可见的存在却最终无法实现其自身所预期的目标。这是因为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姿态能够吸引人的眼球，但却难以打动人的心灵，而心灵才是文学真正的归宿。从这一意义讲，作家身上的真诚要比姿态更重要。也正是从这一意义讲，我们还是要提倡作家和学者恪守老祖宗留下的为文圭臬――修辞立其诚。文学只有守住了真诚的底线，包括姿态在内的种种尝试和努力，才有可能产生健康、积极的审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