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15日至20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帮助和指导福建省委完成了大会任务，选举了新的省委，通过了政治、军事、农运等十项决议。会后，恽代英怀着激动的心情，沿着秘密交通线，穿过崇山峻岭，到闽西苏区视察。恽代英在闽西苏区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接触贫苦农民、
第一，恽代英认为，党在“闽西苏维埃确实表现出来是工农的政府”。执政为民是共产党宗旨的必然要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广大贫苦农民最根本的利益是土地问题。执政为民就是要坚决实行土地革命，进行土改，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据调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前，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田地平均85%为地主富农所有，农民所有田地不过15%。这正是农民遭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领导农民实行土改，烧毁田契、账簿、契约，从而使贫苦农民翻了身。“从前闽西农民在地主官府下面，要交租，又要完粮，又要上捐，又要派款，他们那时候简直没有法子生活下去。有些农民一年都没有米进口，并且连红薯亦没有吃，他们只有吃红薯喳。”“而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改吃白米”。由于闽西苏维埃政府给贫苦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所以得到拥护。广大贫苦农民坚决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明白了“只有拼命扩大斗争才是一条生路”。因此，自觉行动起来配合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使金汉鼎部龟缩在长汀城不敢越城池一步，刘和鼎、张贞部被迫离开闽西，国民党军队、民团的士兵向红军投诚日益增多，地主豪绅垂头丧气。
第二，恽代英认为，党在闽西要民主执政。民主执政的重要体现便是广大贫苦农民的政治参与。由于闽西苏维埃是工农的政府，所以经常有群众会议与代表会议，“有很多工人、贫农以至妇女参加苏维埃代表会与委员会。”农民许多事都是靠着开群众大会解决。例如，他们分田地，便是由群众大会自己讨论，自己定出分配的标准和确实需要照顾的对象，即使有什么争端，仍是开群众大会解决。不但一乡的事这么办，一区的事、一县的事也这样办。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先尝试。恽代英指出，在初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民主政治还不够发展，每开会多是几个领袖发言，农民只是在台下点头或鼓噪，表示赞成与否，而且多半是赞成领袖提出的意见，妇女发言多半不受人重视。但苏维埃成立稍久的地方，民主政治就要进步得多。“农民渐次能发表意见，他们已经实行撤回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妇女在苏维埃中间的地位亦日益抬高。”由此可见，党在闽西民主执政是不断完善的。
第三，恽代英在肯定党在闽西局部执政经验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群众的创造力还未能充分发展，苏维埃一切政治设施还表现很多自上而下的精神。”例如，办理合作社、俱乐部、列宁学校等，都是由县苏维埃及至各县联席会讨论规定办法，交各乡执行，上级主观上亦要求各乡工作一致。苏维埃最高执行权力实际还是在委员会，代表会议或群众会议好像只是一个讨论机关。因此，广大贫苦农民虽然都认识苏维埃政权的好处，但仍觉得只是一部分上级领袖、委员替他们做事的好政府，还未能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力。恽代英强调，最高权力机关重要的事情必须经过代表会议或群众会议充分讨论。他指出，闽西的党组织已经意识到这一缺点，并提出两条改进措施，第一，以后除军事财政外，“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要尽可能帮助各乡群众自己创造，党的好意见一方面固然要影响上层苏维埃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尤其是要发动每个支部到群众中去发展讨论，推动群众在会议中提出意见，使各乡一切设施都可以各出心裁，互相观摩争竟”。第二，“党不仅是要帮助群众发展自己的意见，而且要帮助群众自己做，这样便可以使苏维埃的群众基础更为巩固。”恽代英指出，工农群众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与欺骗宣传下，现在还是第一次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然不会一件件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的，工农群众现在已经有机会自己试验，自己批评，并且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这正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表现。他坚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全中国工农群众都应当起来为苏维埃政权奋斗。”
恽代英对党在闽西苏区局部执政经验的总结，虽然只是初步的，但他所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意见，对当时全国苏维埃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正在全党进行的先进性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