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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重“和”

2006-01-1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棠溪 我有话说

历史天空,群星璀璨。

在中华民族煌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每一代都曾涌现出数不胜数的风流人物。是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谱写出精彩华章;是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智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注入了和谐基因。他们的人格风范,他们的辉煌业绩,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敬仰。

应广大读者“寻民族之根、鉴前言往行”的要求,本报自今日起,开辟“历史星空”专栏。我们将通过这一专栏,展示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人生风采、思想火花,反映他们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薪火相传作用和伟大历史贡献。我们更希望借助这一专栏,能让岁月的诉说使读者重温历史、品味人生、鉴往知来、启迪心智、振奋精神……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

任何一种思想,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就是如此。那么,孔子和谐思想的特色在哪里呢?愚以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人类自身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落实到礼治秩序上;二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三是崇尚“中庸之道”,并把“和”提升为儒学体系的认识论范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致中和”的精神。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把重点放在探讨为人处世等问题上,对自然科学不很重视。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子对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关心,即使是关心物,也以人为出发点。实际上,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色。孔子的和谐思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往外推,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个人之和,非常注重致和的手段,就是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身修性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与“小人”有别的“君子”,进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境界,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中讲的孝悌忠信,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现“人和”的条件。《大学》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孔子讲“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的心性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对此前的“和同论”新的发展。这一新的论述,既符合当时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的实际,又切合当时中国人重血缘宗法的文化传统,因而从根源上为“和”的实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孔子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举直错诸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特别是对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艺术非常推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孔子的“政和”理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在讲人类之“和”时,并不是讲一团和气,掩盖矛盾,而是讲原则、讲礼制的。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看来,“和”是人生的追求、人类的目标,但“和”的实现,要“以礼节之”。也就是说,制礼,守礼,是“致中和”的条件,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否则,和稀泥,作乡愿,不讲原则,放弃斗争,那就成了小人之“和”,是不道德的。孔子认为,这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小人之“和”的实质是“同”而不是“和”,有道君子对这种形“和”实“同”的现象应坚决反对。他明确地说:“乡愿,德之贼也。”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的状态,达到“和”的境界。所以,他说:“礼之用,和为贵。”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和谐思想中,“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

孔子讲“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把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所依托的宇宙结合起来、贯穿起来,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孔子自称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对于代表自然界的“天”,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也非常严肃,没有一点儿神秘主义的气息。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孕育四时和万物的“天”虽然高大得很,人类不可违逆,违逆就是失“和”;但它的规律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人类可以效法“天”,也只能效法“天”。在孔子看来,尧就是法天的典范,“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因为“天”大,“天”的规律不可违逆,所以在“天”的面前显得非常渺小的人类就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即“畏天命”。孔子认为,人类如果不能敬畏自然,甚至破坏自然规律,就会得罪自然,最终受到自然的惩罚,到这时候,即使后悔也是没有用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人类与“天”相处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规律,掌握自然的规律,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自身谋福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天大地大,所以孔子对自然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又如赤子一般,对大自然非常热爱、非常依恋,把人与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关心生命,提倡保护动物,反对人类竭泽而渔式地向自然界索取。孔子本人在钓鱼时就只用一个鱼钩的钓竿,而不用大鱼网;打猎时,只射飞鸟,不射在巢中歇宿之鸟。这样,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动物就可以繁衍生息,不致绝灭;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就可以永久保持,不致破坏。孔子这种“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行为和主张,是今天环保主义者的一个绝好样板。正因为孔子把人类和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所以他还主张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充分地认识自然,从中了解自然界的生命意义,正确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出于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出于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孔子反对奢侈浪费,倡行节俭的生活方式。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生活豪奢,就可能违和;日子节俭,又显得寒酸。但孔子宁肯寒酸,也不羡慕那违和的豪奢。他甚至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孔子讲“和”,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子思在《中庸》中追述的中庸之道。它由孔子发其端,而由子思总其成,后来成为一种深深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后来,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最经典的语句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生成为“中庸之道”,生成为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中庸之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孔子的理由是:“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形易实难,非智、仁、勇俱全不可及,而人的弱点恰在于欲障难除,血气易偏,因而“处中道”、“致中和”、“行中庸”就值得时时念之,日日行之,终身求之。

由此观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和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一种政治智慧,一种人文关怀,一种道德诉求,一种理想境界。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孔子的和谐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挖掘、借鉴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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