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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十五" |
“十五”前期:应对低迷
“十五”开局之时,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未除,又逢“9・11”事件发生,美、日等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一路下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股市低迷。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近10年中的最低水平。战争、油价上涨、美元汇率持续走低等更使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低迷和不景气成为世界经济的共同难题。这道难题当然也需要发展中的中国来应对――外需波动、内需乏力、投资不旺、消费疲软、通货紧缩,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农民增收困难,就业压力增大。
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中央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促使投资、消费、出口需求不断扩大。正是这一系列节奏清晰的“组合拳”,推动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
“十五”中期:决战非典
然而,正当中国经济开始复苏,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期时,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当年严重的旱涝灾害,又给中国经济蒙上一层阴影。2003年非典期间,经济增长跌至谷底,二季度GDP增长率从一季度的9.9%降到了6.7%。
危机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一手抓非典防治,一手抓经济建设。由于措施得力,众志成城,我国不仅有效控制了疾病蔓延,而且成功地减少了经济损失,夺取了抗非典、促发展的双胜利。回望2003年,中国经济在上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速,全年GDP增长达9.1%,整体经济形势反而成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好的一年。
也是在“十五”中期,我国粮食播种面积连续5年减少,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问题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央决定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粮食主产区收购市场、大范围减免农业税、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事实已证明这些政策卓有成效――到2004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趋势,粮食总产量达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最多的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936元,比上年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速最高的一年。
“十五”后期:抑制过热
“十五”后期,我国经济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开始显现: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货币信贷投放和物价上涨过快,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在这重要关口,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新的情况,决定加强宏观调控,以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从2004年起,中央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严控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由于政策措施及时有力,防止了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一方面扶持粮食生产,保证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另一方面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由当年一季度的43%下降到25%左右,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遏制;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在调控过程中则得到明显加强。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2004年中国最亮的风景。这次宏观调控,是一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具有预见性的主动调控,是把握全局、有保有压的调控,是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调控,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调控。对于今天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而言,此次调控至为关键,功莫大焉。
编辑点评:“十五”前期、中期、后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可谓复杂而多变,所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可谓多样而密集――驾驭得当则平稳前行,驾驭不当则起伏动荡。面对复杂的局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针对不同问题推出不同调控举措,且十分注重调控的力度、时机和节奏。今天,当“十一五”在“十五”创造的持续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平稳起步的时刻,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党和政府驾驭经济全局的能力日臻成熟,感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各种灾害困难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对伟大祖国的“十一五”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