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农民造城运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农民为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作
出了最大的牺牲和最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农民造城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形成高潮。一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约有1.5亿农民由农民变成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县城和一批乡镇成了小城市和微型城市。这是中国农民造成运动取得的重要成果。延续了20多年的农民大流动，带有很强的自发性、革命性和建设性。可以说，没有民工潮，没有东南飞的“孔雀潮”，也就没有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政策需要不断改进，使民工潮和农民进城的种种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歧视民工的现象得到纠正，才能把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健康地向前推进。
城市化是人类由农业社会演进到工业社会的伴生物。其基本含义，是绝大多数从事农业劳动和居住在农村的居民，逐步变成从事工业等第二产业和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城市居民；少数从事农业的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民造城运动。世界上本来没有城，没有市，也没有市民，城、市和市民都是由农民造出和转化而来的。城市（城堡）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以前，造城者都是农民和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即使今天，当我们考察中国城市居民的出身时，他们和他们2-3代前的祖辈都是农民。
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催化了城市化的进程。因为机器大工业需要把各种生产要素和必要的外部条件集中起来，这些只有城市能够做到。于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20世纪末，原来的农民绝大多数变成了城市居民，城市化率达到75-80%以上。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伴随而行的城市化，主要依托于四个因素：一是科学技术的革命；二是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三是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和劳动力；四是本国农村破产流向城市的农民。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前三个条件都不存在，仅有的是殖民者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少量软弱的民族资本，以及从农村破产流向城市的贫苦农民。到1949年，中国的现代工业仅占GDP的10%左右，城市化率不足10%。
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从1952年开始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当时的条件下，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需要技术装备，需要城市的发展，但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土地革命洗礼的农民，承担起了工业化主力军的角色。他们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成的价格“剪刀差”中提供了6000亿至8000亿元的工业化资金,用大量农副产品偿还了苏联援助的技术装备贷款，在统购统销的体制下为城市提供粮食和副食品，以很低的工资从事工业劳动和工业基地建设，新建了61个工矿城市，建成了大量铁路、公路，而劳动在农村的广大农民却过着俭朴的生活。
有关研究表明，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亿至8000亿元的代价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宣布建成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有了“两弹一星”的时候，中国农村还有2亿人口处在饥饿线上。后来的研究者总结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和经验教训时用了三个概念：一个是把工业化称为“狭义国家工业化”，意思是说，“一方面是工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达到46%以上，另一方面却有80％的农业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其实质是借助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靠众多低收入的农民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个是把城市化称为“逆城市化”，意思是说，政府用户籍制度、粮票制度等行政手段，限制农民进城，同时用行政手段动员城市居民、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违背了客观规律，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到1978年，城市化率仅达到17.92%。再一个是把二者造成的严重后果称为“低收入水平工业化陷阱”。意思是说，国民经济具有工业化之名，却缺乏工业化之实，广大人民群众从所谓工业化中所得实惠甚少。这三方面的概括说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绝大多数农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正是他们，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最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全国已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东部已进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西部也迈出了工业化的新步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为加快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农民造城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形成高潮。这个造城运动是在冲破传统体制和政策的束缚下形成的。它动员了全国2亿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涉及6亿以上的农民，遍及全国31个省市，从两个主要方面展开：
一个方面是，有一亿多农民冲破了不准他们在农村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束缚，就地举办第二、第三产业，被邓小平同志誉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通讯、金融、信息、流通等提出了集中供给的要求，农民用自己的积累开展了造城运动，一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约有1.5亿农民由农民变成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县城和一批乡镇成了小城市和微型城市。这是中国农民造成运动取得的重要成果。
另一个方面是，有1.2亿农民冲破了不准他们进城的粮票和户口等限制，远离家乡，潮水般地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全国的大中城市，形成全国性跨省流动的浪潮。他们不是迁移定居，而是每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流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春运”景观。
这1.2亿人所从事的是工业、建筑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动，但没有取得工人的身份，而是约定俗成地称为农民工。按广东的称呼，男性叫“打工仔”，女性叫“打工妹”。这些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和城市的其他劳动者不同，是一个非正式、非固定、收入低廉、无城市户口、无城市居民待遇和社会保障、多数还要返回农村的人群。
这一场延续20多年的农民大流动，带有很强的自发性、革命性和建设性。
所谓自发性，是指这一场牵动全国数千万人的大流动，是在东南沿海、大中城市改革开放大潮和政策的吸引下，为增加自己的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自发采取的行动。他们没有要求也没有取得政府的任何资助，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和借贷，甚至冒着很大风险到特区和其他地区去“闯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流动又是自觉的。有些人曾说这是一场盲流，应当阻止。实际上这是一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
所谓革命性，是指这一场大流动，是数千万人起来挣脱传统体制和制度的束缚而采取的改革行动。我国传统体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用人身所有制、户籍制、口粮制等强制性制度，把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单位和企业里，使他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择业，不能经风雨、见世面，从而也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东南沿海率先改革开放，给了人民一个展示自己才能、提高自己地位、增加自己收入的大好机遇。现在，对流动者来说，户口在哪里已不怎么重要；口粮有钱就可买到，已不再是迁移的障碍；对所有制身份，是全民、集体、私营，还是个体，年轻人已不再讲究；就业的双向选择已开始形成习惯，打工仔抄老板“鱿鱼”者也屡见不鲜。这些变化，包括思想观念的变迁，如果没有这场群众性的大流动是不可想象的。
所谓建设性，是指数千万人流向东南沿海和全国其他地区，不是流串，不是觅食，不是“淘金”，而是建设。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变成一座拥有700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是靠移民建设起来并由移民来运转的；连续十余年的华东铁路大会战，是靠民工来建设的；发达的东南沿海水、陆、空交通设施和网络，是由民工修造的；大批工厂是由流向东南沿海的打工仔、打工妹建设起来并从事生产劳动的；上海浦东这个开发开放的后起之秀，同样凝聚了大批劳动大军的心血。人们从实际中认识到，民工是原始积累的重要提供者，是大中小城市重要的造城者，是旧体制的冲击者和新体制的建设者，是开放意识、市场观念、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者，也是内地发展资金的供应者。可以说，没有民工潮，没有东南飞的“孔雀潮”，也就没有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除上述三性外，今天中国的民工潮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性。当前中国又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面临世界性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期。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产业都在向中国转移，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取巨额的成本差价。因此，没有这批农民工大军，对外资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过程中，在农村发展工业、建设小城镇、农民外出打工、继续建造新城市，将是中国长期存在的现象。为此，政府的政策需要不断改进，使民工潮和农民进城的种种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歧视民工的现象得到纠正，把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健康地向前推进。（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