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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奠基性工程的文物学著作

2006-01-2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葛承雍 我有话说

文物研究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滥觞于古代金石学;但文物学在中国又是一门起步较晚的年轻学科,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建立。近十年来,文物学成为日益兴旺的新兴研究领域,其兴旺的原因有二:一是从现实角度看,文物事业在我国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转型期中,出现了诸如文物收藏、鉴定、拍卖、保护等许多以前难以

理清、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很难形成比较成熟的统一认识,人们不仅希望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借鉴,而且期盼从理论上进一步廓清文物学科的体系。二是从学术角度看,文物学在我国还有更广阔、更深入的领域需要拓展,虽然不少研究者手头已有了相当数量的资料积累,但由于资料浩繁又分散,缺乏梳理和提高,特别是急功近利心态造成学术研究的种种缺陷,缺少在学科建设上有所建树,充斥报刊杂志的某些奇谈怪论,引起一些学者投身于文物学领域研究的强烈愿望,企盼能突破向纵深发展的瓶颈,建立文物学体系。

李晓东先生著的《文物学》,就是突破制约瓶颈重新起步的开拓之作,更是一部彰显奠基性工程的文物学著作。

作者在文博行业担任领导工作多年,毕其一生的学术钻研和实践积累,力图构建文物学科理论。因此,他撰述该书时,就不是论述具体文物或一件藏品,而是对文物学框架体系进行构建,阐述一个学科的系统。作者思考主要问题是把学科框架体系构建完善起来,抱着建设一个学科的历史使命去认真实践,所以对文物学的任务、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均贯穿全书,作出了清晰的论述。

由于文物学与地理、方志、宗教、建筑、自然等内容交叉联系,造成一些人对文物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认识不清,或无限扩大,把文物学变成无所不包的东西,认为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以是文物,好像是十分重视文物学的地位,实际上取消了文物学自己的特性;或无限缩小,把文物学研究零碎化、分散化,不要去研究范围特性等宏观问题,只研究具体器物细节问题就行了,仍属于手工作坊式性质。作者对此非常关注,他在书中特别指出,有些人谈论文物特点时只简单地讲其不可再生性,对文物的物质性、时代性、不可替代性以及价值的客观性等博大精深内涵认识不够,文物是有形的历史文化载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尽管文物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文化内涵都深藏于文物载体之中,即文物具有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的双重特征,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和遗物。

文物学科研究面涉及很广,不可移动与移动文物都在内,相关学科的问题一直缠绕不断,很早专家学者之间就有争论,最突出的就是考古学是否包括文物。作者在本书中明确指出,尽管文物学与考古学都属于历史学科,两者关系十分密切,但考古不包括文物,因为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年代范围下限只到元代,它与近代、现代无关,不研究近代、现代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也不研究传世的古书画、古器物、古文献等。作者不是将学科之间差别当作问题意识,而是将问题意识贯穿在研究活动的整个过程,注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文物学与历史学、博物馆学、宗教学、建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指出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文物学的边缘分支也越来越多,跨学科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但文物学研究的根本特点是文化遗迹和遗物,这一点是独立的、不可动摇的。

作者在构建文物学体系框架时,并没有仅仅将宏观历史进程作为一种虚化的表述背景,或只注意整体认知而不着眼具体事例,也关注审视其进入微观层面的实践过程,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建立某种沟通的途径。例如文物鉴定的对象不同、内容差别、手段多样,使得其要求也比较复杂,作者于是从鉴定方法切入,分别论述了瓷器、书画、古建筑的鉴定要点,以及现代科学分析鉴定技术和年代测定技术,说清了鉴定为文物研究打下的基础。又例如对古代文化史迹的范围与种类梳理清楚,按各个年代和历史进程分门别类讲清石窟、古建、遗址、墓葬、石刻等文化史迹,把不可移动文物作为文化史迹网来整体认识,犹如一个“大地博物馆”与综合大陈列,使读者对博大精深的学科体系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这样就真正进入由历史认知到文化遗产的大殿。

  《文物学》 李晓东著 学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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