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此书的出版使以顾颉刚为主角、以“疑古”为标识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运动达到了自身的顶点。用“如日中天”来描述1926年间的“古史辨”派的声势并不逾分。不过，还是时人钱穆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去今最为遥远的上古史竟纠缠了中国学术界整整一个世纪。就像当年的“疑古”思潮一样，“走出疑古”的思潮也成为上个世纪末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运动，而且1996年的李学勤先生所获得的社会声光绝不亚于1926年的顾颉刚先生，也几乎达到“凡识字之人”无不知晓的程度。其间微小的差异可能仅仅在于，前者与“夏商周断代”这个举世瞩目的“工程”有关，而后者则主要依赖于《古史辨》这个“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但不管怎样，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走出疑古”的年代则殆无疑义。不过，“走出疑古”的命运比“疑古”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达到自己“光辉的顶点”之后，“走出疑古”者也同样迎来了比较密集的批评和比较深刻的质疑，包括作为“走出疑古”主张结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被学界敲击得遍体鳞伤。人们的困惑在于：关于上古的传世文献固然不能一疑了之，但不经“批判审查”就能任意取用吗？简帛文献固然未经后世的“改窜”，但它不也同样不是“夏商时的夏商史”吗？换句话说，不也同样不是当时的传世文献吗？此其一。其二，没有任何直接文献甚至没有文字的“三皇五帝”所在的上古史能完全用“二重证据法”予以重建吗？其三，“走出疑古”者想取代“疑古”者而执学坛之牛耳，但“走出”者提出了哪一种命题能与“层累说”相抗衡？是“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等主张吗？这些显然都只是“态度”而不是命题。其四，古典学的出路在哪里，上古史重建的出路又在哪里？所有关心这些问题的学者请一读《文史哲》今年第二期推出的杨春梅所撰《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一文。
这是一篇凝结着对古典学命运忧思的呕心沥血之作！相信古典文献学、古史学、考古学、简帛学等领域的学者都能从本文中有所收获。而在笔者看来，此文最足以让学界警醒的，是作者在文末提出了“科学无穷证据有穷”的问题。的确，许多实证范围内的讨论确实“已经把大家逼到不能不关注理论的境地”，“广义的中国史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与方法”确实“已经到了不能再回避的时候了”。赵俪生先生1981年时就已在《文史哲》上著文呼吁“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光考据”为何“不行”？就是因为“证据有穷”！就是因为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许多关键问题的解决，非证据所能为力，别说证据有限，就是证据无限，证据本身所能够说明的问题也自有其边界和限度。“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强调“实证”与“乾嘉”的中国学界到了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理论品质的时候了，我们和国际学坛的差距，不在材料搜集的寡少，而在于理论资源的稀缺与匮乏，输出“材料”进口“理论”的局面也早该相应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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