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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交大学风

2006-03-1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戴逸 我有话说

交大的学风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与我后来所就读的北大,迥然不同。一个是严谨踏实,一个是自由宽松。这对我日后从事的历史研究,大有裨益。

1944年我考入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交大是当时最难考的大

学之一,以理工科闻名,但也有很好的国文基础。我就读交大时的名誉校长唐文治先生是国文大师,教我国文的陈柱尊教授是他的得意门生。记得当时考交大的作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没有标点符号,如果没有一点古文的基础,根本无从下手;英文考试是将《桃花源记》翻译成英文。我的国文基础比较好,考了第一。后来我考北大时,语文入学试题的作文题目是《船》,相对容易,考生能自由发挥。

所有在交大读过书的学生,都会对交大校风之严格,记忆犹新。除国文课和第二外语课外,其他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授课,英语考试。入学考试也用英语。每堂课都要点名,上课时学生决不能睡觉,也不能随便缺课,否则,后面的课程就无法跟上。如果缺到一定程度的课,就会被学校取消考试资格。当时交大考试采取这样的做法:分数的计算用开方乘十的办法,如果是25分,开方以后,再乘以10,于是就有50分。如果是36分,就及格了。考试不仅考学生会不会做,还考熟练程度。如物理基础课考题共有3大题,一般学生能做2大题就已经是很好了,掌握得特别熟练的,只来得及做两题半。考试快结束时,教师倒计时,大声宣布:还有5分钟、4分钟、3分钟、2分钟、1分钟、50秒、40秒……

当时的交大,学生按成绩排座位,成绩好的坐在前面。我考入交大铁路管理系的时候是第一名,又是班长,就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在严谨的校风和近乎苛刻的考试制度面前,同学们都非常勤奋,加倍努力学习。考前大家自愿结合,共同温课,自然形成学习小组。当时没有作弊情况,若有人作弊,大家都会看不起他,认为勤奋学习是学生的责任,作弊是自欺欺人,不诚实,没出息。近于苛刻的不易及格是老交大传统之一。因为题目难,大多数学生都考不到高分。教务处公布月考、期考分数时,用蓝色填写及格分数,红色填写不及格分数。记得当时总是红色一片触目惊心。对于如此高的要求,学生却乐于接受,口服心服。对批红色分数多的教师,则敬畏备至,认为他必是学识渊博,深不可测。

日本人占领上海之时,有的师生员工搬迁到内地去了,但大部分教师坚持留在租界里继续办学。留下来的教师都非常有名,老交大严谨踏实的学风、校风还是保持着。当时很多名校都有一个特点,名师都给“大一”即一年级的学生上课。学校强调一入学就使学生接受各种名教授思想的熏陶。因此给一年级上基础课的都是名教授。那时教我物理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裘维裕教授。此外的名师也不胜枚举,比如教微积分的胡敦复教授、教物理的姚启钧教授、赵富鑫教授、教化学的张怀义教授等等。

1945年,从大后方回来的交大,与前相比,感觉不再那么严格。因为在抗战期间,许多大学也四处流离,没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但相对而言,当时在上海这个地方,交大还是交大,没有太多的干扰。于是,老的传统可能就被传承下来。现在看来,传统的教育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的地方。虽然它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很严格的学习纪律还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为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交大1944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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