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福建戏剧创作一直是一道照亮全国的极光，全国的戏剧批评家都把目光对准了福建。然而，评章得地利之先。评章的法眼密切关注着福建省的创作实践，总能及时、敏锐地发现创作先机并进行理性综合和理论提升，伴随着戏剧前进的每一道步履，他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论剧、论人、论流派、论趋势，论芗剧、论莆仙戏、论
评章的理论维度基本是现状观照式的，永远只对现状发言。统起来看，在他的前期针对具体现象评论多，一部一部作品，一个一个作家，架构起作家作品论的系统工程。中期以后他的积累达到一定厚度，开始综论流派、风气、趋势，深入探究戏剧创作的深层支配力。世纪之交他又开始系统总结福建戏剧创作，尤其一组立足福建发现问题辐射全国剧坛查找理论症结的宏大文章出现，对中国戏剧的整体趋势发问与质询。没有哪个人能够这样细致、具体、深入、完整地观照福建戏剧，也没有哪个人能够这样把根深扎在地域厚土上而对整体戏剧发言。
评章的理论思索有一道清晰的延伸脉络。20世纪80年代他关注戏曲文学的创作主体性，关注文学文本，对于深入探讨和开掘人性内涵、挖掘历史文化沉潜、浓郁涂抹审美色彩的福建戏剧创作风潮推波助澜。但随之，人们对于福建戏曲新作“思想大于艺术”现象提出质疑，他陷入了沉思。虽说此前作为一个睿智的思考者，他并没有忽略戏剧的舞台性，并未昧于时代大潮而发出过清醒的声音，然而却被嘈杂涛声所掩盖。90年代中期以后，他尤其注重于戏剧的舞台因素，注重戏曲的传统以至剧种、程式、方言、曲调和民间性等内涵，反复强调对于剧本体的重视和文化发掘。及至2004年，他借评论闽剧《贬官记》，提出了“永远的戏剧性”的命题。
从中，我们看到评章思考的转折与变化：曾经是文学主体性自觉倡导者的他，理论鹄的逐渐向舞台本体性倾斜，他因而日益向戏剧的本土文化中寻求道路。他曾借分析福建戏曲的区域型结构说：“我们称‘莆田类型'为新时期福建戏曲文学意识自觉的时代也并不过分。而‘泉州类型'则可以称为戏曲、剧种意识自觉的时代，是艺术自觉的时代，是新时期福建戏曲文学自我成熟的内在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在发展深化。”他评述了一种转折，而他本人的思考同样经历了这种转折，从寻求哲理的突破到追踪舞台艺术的完美。我们读评章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可以感觉到其思想资源许多来自于西方。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越来越到中国传统思想中去寻求答案，越来越到中国民间活的文化里去寻求答案。于是，他就在2004年写出了《戏曲危机与地方文化、剧种个性》这样的立论，对地方文化的断裂和戏曲剧种意识的消亡表达出深重的忧虑。
真正的批评永远是创作的清凉剂。很少有几个省份的戏剧结构是健全的，很少有几个省份的戏剧创作队伍能得到高层次理论家的随时指点和评判。新时期以前福建也曾出现过一批优秀戏曲作者，也培养了一支有历史文化功底的研究队伍，但缺乏比较严肃有力的批评力量。新时期有了评章和他的同仁，福建戏剧的生态结构才更具丰富性、多彩性和稳定性。福建剧作家群有了评章的热心和细心呵护，保证了创作的不走或少走弯路，他们是幸运的。评章也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极好的创作群体作为自己的实践基地。这些共同孕育出新时期福建戏剧的格局和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