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文本的基本要素而言，《国魅》大概不拘于或不甘拘于“通约与范式”，有些要素被强化，有些要素却又被弱化。找不到一般通常阅读意义快餐式的轻松。而这种快餐式的轻松恰是所谓“市场经济”娱乐时尚的滥觞。但文化气息的席席扑面，读之却又很难释手。于是，对刘焕鲁的小说《国魅》产生“文化价值大于小说价值，
有关《国魅》的结构。凡小说，无一不是以物、事和人作为结构的元点，由此结织经纬的骨架，使主体及客体形成或波澜壮阔或幽婉悱恻的场景。在小说演绎及推进的情况下，结构元点常常会被淡化，或被冷落。其实任何相对成功的作品的结构元点，均凝结凝固为具体作品的象征符号。《国魅》取碎钻瓷为结构的元点，碎钻瓷则成为肖振中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人崛起人格及精神的表征符号，有着阔大的寓象意义。作品绕开或谓规避了碎钻瓷过程铺陈的文学大忌，仍置身于工艺之外，通过文化的张扬去推进小说的发展。可见“文化价值”正是小说价值的一部分。
小说是最具叙述品格的一种文学文本，但是小说并未有实际意义上固定的“通约与范式”，而是千姿百态，所以也就形成小说及小说学研究的许多流派。就《国魅》而言，似是在小说的躯壳中，有文史知识、风情民俗、器物烹调……诸方面的杂陈，又有着传奇、稗史、传记诸样叙述方式的糅和，这一切又都是围绕着创作主旨而取舍的。因此，《国魅》获誉于容括博大，对其认定为文化小说有据，对其认定为传奇小说有据，对其认定为大俗大雅之作有据。这是对作品叙述方式不拘一格反馈的声音。作者在汲取小说要素营养的同时，阅读和阅历“牵手”，表现了博涉吝收的自信。文字的大幅度压缩，同时显见了刘焕鲁写作中的“刻意”。细读《国魅》我们会有这种感觉。而采用独白及对话的艺术形式，少背景而多人物的活动，少过渡而多时空的转换，少浮笔而多理性的充实，少铺张而多浓缩的简约，是一种试验，一种探索。因此作品催化了更多哲学的玄思而致小说文本的物议，如有人提出的“终点”论。“终点”设想的两种结果是：一小说以此为鉴，知难而归，踅回通约范式的小说叙述方式之路，二小说以此为始开辟更富诗性的弹力的境界。随着小说观念转变的急遽，以及小说叙述方式处在“穷途末路”尴尬局面的“突围”实践的探索，我是相信《国魅》的叙述方式具有原创性与开拓性的，这对小说的原创的发展会带来积极意义。
小说决非舶来品，而是中国本土族群生活的精神折射，经历代智者融通淬洗后的文化结晶，原生的文体，故有其本土性。而域外小说的拥入，则对于中国本土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诱导了“小说革命”，并形成对小说价值的种种重新认识。所以我们难能据一土一方、一时一世的小说观念去认识处在变动不居的小说实践。当然小说价值决非是一个单一虚空的观念，而是由具体维度构成的，比如结构、形象、叙述方式及至语言诸元素。在一般意义上，小说价值是指小说的艺术创造、思想深度的开掘与交融状态而言，思想倾向不可孤立言之，单一作为话题。如《国魅》即是在情与理的互动中予以体现“思想倾向”的：日本天皇由对碎钻瓷的热衷觊觎的是“国民拥有”，构成这部作品思想倾向中的“无理之理”；肖振中决绝地“我要回国”，构成作品思想倾向的“有理之理”；方识途喜闻碎钻瓷研发的超越进程，挽留肖振中，构成这部作品思想倾向的“义中之理”；孙尚恩有闻肖振中的学术报告，以“龙蛋”款待肖振中，构成这部作品思想倾向的“情中之理”；……等等。如此多的思想层面，“情”在“理”中，“理”在“情”中，且又是以“有理之理”为领挈，使这部作品的思想向度开阔而又“紊乱”的内涵尤见丰厚。正是这种丰厚一旦与历史及现实叠合，其间的驳杂浑溶，也造成了作品的阅读中的某些隔阻，不得“快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