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交通大学校庆110周年，我父亲马衡、叔父马鉴曾就读南洋公学中院（上海交大前身），对交大充满了感情。
父亲生于1881年，1955年在北京逝世。他生于清末，考中最末一届秀才后，清廷废除科举
我的外祖父叶澄衷是早期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资本家，建有跑马场和叶家花园，父亲婚后还在舅舅的企业中任董事，生活极为丰厚。但他不安于这种纸醉金迷的日子，视学问比金钱重，毅然带着我二哥彦祥离开上海北上，寄居在我伯父家中，当时伯父马裕藻是北京大学很有资望的教授。1923年父亲受聘北大教授，兼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金石学。此时全家都迁来北京，北洋政府欠发教授薪金经常达一年半载之久，家中生活艰困可以想见，但父亲从未有过悔意。
父亲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至1952年调离，在故宫服务达27年，任院长19年。
父亲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27年因日本学术界邀请，他曾赴日本讲学，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1931年日本鲸吞我东北之后，父亲立即与他们断交，即使对方登门造访也拒不会见。
1932年淞沪“一・二八”抗战开始，我报考了黄埔军校11期，当我把消息告诉他时，出乎意料，父亲深表赞赏和支持。过去他主张我从事地质学的研究，从来不同意我从军，然而国难日深，危及国家存亡，他改变了一向的主张。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继之“八・一三”上海烽火又起，我于9月军校毕业，即投身到上海战役。临行时在南京故宫分院向父亲辞别，他情绪安定勉励我说：“卫国杀敌要英勇，不可贪生怕死!”在南京保卫战中我身负重伤，撤至武汉入院救治，父亲去看我时，我刚做完手术，取出体内弹片，麻醉未醒。听陪床者说，父亲见此情景，守候良久，掏出手帕擦擦眼泪无言离去。父亲从未有过此类舐犊情深的表露。而尤其令我敬仰的，是父亲的崇高品德，为人方正，刚直无私，注重事业，淡泊名利；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在他一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对我影响最深。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父亲去世50周年。现任院长郑欣淼为纪念父亲向故宫捐献的两批文物约两万多件，特地著文写道:
抗战中，在马衡院长带领下的文物西迁，“是中国人民保护珍贵历史的壮举，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衡院长领导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组织西迁文物东归，接收流散文物，并顺应历史潮流，依靠进步职工，使南京政府空运北平本院文物珍品去台湾的妄想落空，拒绝了要其赴台的电令，毅然选择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马衡先生1952年离开了他以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心情当是很复杂的。但他对故宫的挚爱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升华，也就在这一年，他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4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又将1.4万余件（册）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是马衡先生日积月累收购来的，花费了他一辈子的心血，全部捐给了国家，捐给了与他生命联结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表现出马先生的品格和襟怀，更是培育故宫人精神和形成故宫传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马衡先生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金石学大师，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