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有密切关系，但过去一直缺少专门、系统的研究，傅璇琮先生的《唐翰林学士传论》一书，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重点考察翰林学士任职期间的表现，包括参预政治、制作诏诰以及任职时的生活状况、心态，与其他文士的文学交往等等，不仅提供了有关唐代翰林学
对于唐代翰林学士的研究，傅先生指出：“一是应把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从而以较广的社会角度来探讨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二是应着重个案研究，避免笼统而又不适当的所谓宏观概括。就第二点而言，我以为应先从不同的时代段，来看一看这翰林学士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并对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种典型性的剖析，然后可以作出总体性的、有学术价值的结论。”书中既有综合的考论，又有唐代七十五位翰林学士的小传，在对大量原始材料细心考察的基础上，纠正了许多成说的错误：如人们曾把李白、杜甫，与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同样列入翰林学士之列，事实上李白只是翰林供奉，未曾作过学士，杜甫则根本与翰林学士院无关。过去根据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是因为受张之谗才被迫离宫出走的，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定论，实则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张为翰林学士当在天宝五载后，而此时李白已被赐金放还。又如以往说翰林院设立于唐初，魏征、李百药、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都曾在翰林院内待诏，实则唐代史籍明载，翰林院是唐玄宗即位后才设立的。有的沿《新唐书・百官志》之误，以为翰林学士未进知制诰不能草诏，傅先生则举出李德裕、段文昌、钱徽、陈夷行等人都是入为翰林学士即已草诏，然后再知制诰等等。这一系列考论不仅对翰林学士的职责、作用、生活方式等作出准确、客观的描述和评价，而且注重反映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文学氛围，如在为玄宗朝的尹?作传时，注意到尹当时是道士，而另一翰林学士吕向又服膺于佛学，然后指出玄宗作为一国之君，把这两位释、道之士召为翰林学士，可见开元盛世确有开放气度。在为肃宗朝的董晋作传时，不仅考其生平，还重点介绍他任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之际韩愈在他幕府时的文学活动。贞元十二年七月，韩愈入董晋幕，使他有条件约集一些文士，进行有意识的文学交流，开始与李翱、孟郊、张籍等论文说诗，相互唱和；又指出韩愈从事古文运动，主张诗格新变的开始，都是在董晋的节度幕府进行的。傅先生的这些论考，可以说是他关于翰林学士研究构想的具体实践。
总之，该书资料翔实，考订精审，视野宏阔，识见超卓，是一部在求实中创新的富有学术价值的优秀专著。
《唐翰林学士传论》
傅璇琮著辽海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