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只坡鹿悠然地漫步在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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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30多年前，为了保护珍稀的坡鹿，海南省东方县大田坡鹿保护区的负责人王潜虽竭尽全力，仍一筹莫展。就在他期盼帮助、支持和关怀之际，一些同他一样富有责任感的热心人伸出了援助的双手，其中包括光明日报的记者张天来同志。 30多年后的今天，已是74岁高龄的王潜老先生念念不忘当年的其人其事，特意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投给光明日报，表达自己对那些热心人的深深谢意。他在信中写道：“现今，珍稀宝鹿已从当初的26只发展到1000多只，且分群野放，发展趋势喜人，这其中便有贵报一份功劳。这一宝贵的情谊和缘分，我毕生承铭于心。” |
1964年，我同珍稀国宝――海南坡鹿结下了难解的缘分。在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后改称华南珍稀动植物科学研究所）多位专家的不断启示和鼓励下，我逐渐加深了对拯救坡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而激起了无限的情感。
亲历亲为摸索出路
接手工作伊始，如何打开突破口，我一时困惑不前。经过多番思考，我决心亲历亲为摸索出路。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我先后走遍大田、抱板、罗带等公社的28个大队120多个生产队，同那里的黎族、汉族社员和干部交上朋友，逐步了解到自然保护区周围有一大批有名的打鹿“领头雁”。在广交朋友的基础上，我下意识地物色一批为人忠厚朴实的老农做深层次的思想发动工作，利用林业部门召开会议的机会，邀请他们参加，使其开阔眼界，展现爱鹿的积极性。
为了使群众护鹿的积极性长效地发挥出来，我在保护区周围的社队逐步组织起护鹿小组和护鹿委员会；与此同时，在各个护鹿小组中认真物色、挑选10名兼职和专职护鹿员，每月给予15―35元补助，并每半年评比一次，使护鹿工作的开展有了长效组织活动。
奋笔疾书求帮助
1968年秋季，我被再次下放劳动改造，从此失去自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我仍不时牵挂心爱的坡鹿。1971年的一天，当看到有人连杀两头坡鹿并在村子里大肆张扬时，我彻夜未眠，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勇气驱使我奋笔疾书，向中共东方县委会赵英深书记反映心中积郁的愤怒之情和坡鹿垂危的境况，恳请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挽救。这一发自肺腑的心声引起了赵书记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做出书面批示，要求各级干部立即行动起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制止滥杀乱捕坡鹿。翌日又以县党委的名义行红头公文下发各级政府和机关企业。
这个批示和号召像春雷一样响彻大地，有力地震慑了不法行为，给广大干部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喜讯传来，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激动。
1974年春天，我又回到了护鹿岗位。
不要忘记那些朋友
海南坡鹿的生存与发展，首功应归华南珍稀动植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特别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徐龙辉、刘振河、袁来喜几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在大田、邦溪、大坡中沙一带发现海南坡鹿活动时，便将其列为重点研究、保护对象。经过科学分析，他们落实了海南坡鹿的分类目属，确认坡鹿与泽鹿同种而不同亚种。
经过十多年挥汗如雨的考察，专家们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那就是：坡鹿既是我国特有珍稀动物品种，又是濒临绝种的生物资源。时间就是生命，若再不及时保护，坡鹿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灭绝！为此，他们竭尽所能地向社会发出了保护珍贵坡鹿的呼吁和呐喊。我多次陪同他们一起工作，为他们以事业为重、日以继夜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和鼓舞。时隔30多年的今天，乐妹大队、大田大队和小岭村的群众和护鹿员还不时问起他们的近况，并由衷地拜托我，如有机会再请他们来饮地瓜酒。
与此同时，坡鹿的生存现状与种群动态也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南方日报和海南日报等媒体都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和专题介绍。光明日报记者张天来同志感慨地说：“如此珍惜宝藏，千万勿让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失，我们要为子孙后代负责，千方百计把它保护好、发展好。”临别前，他又在我的资料本上留下了再三的叮嘱，以深情的语言寄托希望于我们。
作为第一代保护坡鹿的工作人员，我愿意在此掏出一句肺腑之言：在珍稀坡鹿得到很好保护并取得大量繁殖的今天，请千万不要忘记上述科学界的专家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并将他们的精神转化为我们民族发展和强大的动力和源泉！
